AI對工作崗位的沖擊，越來越多的人已經(jīng)感受到了。日前，北大與智聯(lián)招聘的研究數(shù)據(jù)顯示：編輯、翻譯、行政、法務等文科職位受AI沖擊最為明顯。

相應的，是文科的全球性撤退——2024年，美國哈佛大學取消30余門人文課程，國內(nèi)多所高校裁撤文科學部，公共事業(yè)管理、廣播電視學等專業(yè)相繼停招??引發(fā)了“文科焦慮”。

同樣面對變革，為何文科焦慮遠超理工科？社會的消極預期折射出了何種“陷阱”？未來文科的價值錨點又在何處？面對這些問題，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葛四友卻給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斷：AI時代，恰恰是文科復興的春天。

葛四友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文科的“無用”從未如此尖銳

周末周刊：近年來，“文科衰落論”持續(xù)發(fā)酵，這種焦慮在過去曾經(jīng)發(fā)生過嗎？

葛四友：從世界范圍來看，過去數(shù)千年間，讀書都是少數(shù)人才能享有的“特權”。大規(guī)模受教育群體的出現(xiàn)不過是近百年的事。到目前為止，中國現(xiàn)代大學制度也才確立了幾十年，擴招的時間更短。

可以說，對文科的大規(guī)模反思有一個重要的基礎，那就是受教育的人群范圍擴大了，教育水平提升了。這是科技進步和社會發(fā)展的產(chǎn)物。在過去，識字寫信都是難事，我們沒資格有文科焦慮。

另外，對文科焦慮的回應還基于我們?nèi)绾味x“文科”，如果將人文社科所能覆蓋的全部領域囊括起來，是否能得出文科“縮水”的結論？因此，焦慮的前提尚有待商榷。

周末周刊：但從大眾的討論看，AI對人文學科的沖擊似乎更為明顯。

葛四友：事實上，AI的沖擊是不分學科界限的，無論這些工作涉及的是文科、理科還是工科。近年來，理工科崗位的調整幅度不比文科小，甚至更大。

就業(yè)追蹤機構Layoffs.fyi做過一個統(tǒng)計，自2022年生成式AI興起后，科技公司裁掉了約16.5萬名員工，2023年1193家科技公司裁掉了約 26.4萬名員工，2024年科技公司累計裁員超15萬人，涉及互聯(lián)網(wǎng)、電子通信、半導體、AI等多個領域。

其實，理工科專業(yè)一直都在變化，并且這種變化的產(chǎn)生并不只在AI誕生之后，任何一種新技術的迭代，都會讓理工科專業(yè)迅速更新。但有趣的是，我們從來沒聽說過“理工科衰敗論”。如果我們可以用發(fā)展的眼光去看待理工科，為什么不能同樣地看待文科呢？

周末周刊：正如您所說，面對同樣的沖擊，人們對文科的變化似乎特別敏感，這是什么原因？

葛四友：其實，“文科無用論”并不是在AI時代才出現(xiàn)的。新中國建立之初一直重視的是理工科教育，好長時間，“學好數(shù)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基本觀念流傳甚廣。

因此，我們有必要深入解析一下，大眾意義上的“有用”和“無用”究竟代表著什么，這個“用”的對象又是誰？

在傳統(tǒng)社會，我稱之為“前稀缺時代”，由于生產(chǎn)力水平有限，人們生活在一個資源稀缺的社會，必須追求人的生產(chǎn)性和服務性。有的人會讀書寫字，有的人會打鐵織布，都屬于生產(chǎn)服務行為，是維持社會運轉的重要前提。因此，這里的“有用”是一種工具屬性的“實用”，確保能養(yǎng)活自己，維系社會運轉。

但如今，隨著AI時代的到來，生產(chǎn)領域在人類生活中的比重將逐漸降低，消費性領域或目的性價值領域將日益凸顯其重要性。人類將擁有更多的生活選擇，整個生活方式也必定作出相應調整。人類社會進入“后稀缺時代”，這時，稀缺的不再是資源，而是幸福度過人生的能力，“保持身心愉悅”算不算一種用途呢？

因此，我們之所以難以察覺文科在AI時代的巨大價值，是因為在過去的物質稀缺時代，我們主要是求“生存”，文科的真正價值并沒有發(fā)揮的空間。

周末周刊：未來，我們可能更需要拓展自身對工作、對勞動意義的價值判斷。

葛四友：沒錯。我舉一個例子。醫(yī)生要給病人開刀，就要不停鍛煉自己的開刀能力。慢慢地，AI也可以開刀，如果AI比人做得更好，人被AI取代也沒什么可惋惜的，人們甚至會鼓掌歡迎。

那么，為什么會有相當一部分人對AI取代文科感到惋惜，或者說對AI取代文科表示疑慮呢？這是因為文科中，不僅有工具價值，還有其他的價值存在。

再舉一個例子，如果我是個畫家，靠賣畫維生，AI畫得比我更好，我隨之失去工作，失去價值，這還是剛剛所說的工具價值。但如果我是個畫家，我喜歡畫畫，喜歡創(chuàng)作，我擁有享受審美的過程，這個價值就是不可能取代的。

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AI可以代替我們工作，但不能代替我們生活，文科的這一重要價值，其實已經(jīng)被很多人隱約地覺察到了?？梢哉f，焦慮本身，正代表了文科具有無可取代的價值。

AI越是強大，這份自由越是珍貴

周末周刊：依照您的判斷，隨著技術的發(fā)展，人類應該越來越悠閑，有越來越充足的時間進行自我發(fā)展，但現(xiàn)實好像并非如此。

葛四友：現(xiàn)在有個詞叫“困在算法里”，人為什么會被困在算法里？是算法本身的問題嗎？我想可能并不是。這背后是技術時代的分配正義問題。誰來決定人類應該如何分配科技的成果？它是屬于少數(shù)創(chuàng)新者，還是屬于廣大人民？

卡爾·馬克思對技術發(fā)展的社會后果做出過一些預判。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技術進步將不斷削弱對人類勞動的依賴，最終我們可以獲得極度豐裕的物質資源，使得人們最終可以實現(xiàn)“各盡所能、各得所需”。

但在當前的社會制度下，人們的勞動常常是被異化的。未來，好的勞動究竟是怎樣的，我們并不知道。這些空白是不是可以由我們來填補？我認為，這是整個文科存在的真正價值所在。

文科的諸多實踐，如哲學反思、文學創(chuàng)作、歷史書寫都可以被視為這種非異化的勞動典范，其本質是一種展現(xiàn)自我、實現(xiàn)自我、參與公共生活的形式，是一種非工具性的努力。

我們能不能進入馬克思所暢想的那種社會？我認為AI的出現(xiàn)為我們帶來了可能。但這也有一個前提，就是需要一些觀念上的引領和改變。如果文科發(fā)展得不好，我們對于分配制度，對于社會制度的建構跟不上技術進步的腳步，那么多數(shù)人可能在生產(chǎn)意義上就真的“沒用”了。

周末周刊：觀念的改變真的這么重要嗎？

葛四友：在人類社會的演進歷程中，觀念的力量常超乎人們的日常認知。舉個例子，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研究指出，在20世紀，“重男輕女”這一錯誤觀念就導致約1億女嬰因人為因素而減少?？梢哉f，無論觀念本身是否正確，只要深入人心，都會對社會走向產(chǎn)生深遠的塑造作用。

正因如此，我們需要重視與警惕“文科無用論”，一旦這個觀念逐漸蔓延，甚至成為我們根深蒂固的直覺，其所產(chǎn)生的影響往往是難以消除的。這種直覺會產(chǎn)生強大的輿論導向，使得文科的生存空間被不斷壓縮，其學科范圍日益狹窄，甚至消亡。

周末周刊：您剛剛其實提到了社會資源的分配問題，未來人類文明是會走向賽博朋克（一種結合高科技與低端生活的反烏托邦科幻風），還是會走向共產(chǎn)主義，這是哲學家能說了算的嗎？

葛四友：哲學家說了肯定不算，這需要整個社會的觀念轉變，哲學家與其他文科專業(yè)的學者一樣，都應該在這個過程中起到應有的作用。只有當社會結構與文化理念能夠有效匹配技術潛能時，技術進步帶來的閑暇擴展才可能惠及廣大人群，而非僅僅集中于少數(shù)資本持有者與權力精英。要完成這一點，就離不開文科的真正發(fā)展。

從個人層面上看，要發(fā)展自己的興趣或者潛能，有更好的向內(nèi)成就，其實并不需要占據(jù)大量的資源。有句話叫“生活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fā)現(xiàn)美的眼睛”。這雙美的眼睛從哪來？是要從文科訓練來。文科所培養(yǎng)的審美力、意義建構力、批判反思力，這些將成為度過幸福人生的剛需。

想象一下，你不愁吃穿，但每天只是躺在沙發(fā)上玩手機，刷短視頻，一刷一整天，這樣的生活真的值得過嗎？

在AI時代，文科最重要的價值是增益生命的價值，而不僅僅是活著這么簡單。所以，要活得好，文科必須要有春天，沒有文科的春天，我們就活不好。

我想，盡管文科從不承諾“有用”，但賦予了人類兩種自由：不被算法定義的自由，和重新定義世界的自由。AI越是強大，這份自由越是珍貴。

可以嘗試很多路，不要盲目地跟著AI走

周末周刊：如果說AI對已知世界的了解已經(jīng)遠高于普通人，那么一名哲學家或一名資深文科學者的判斷會強過AI嗎？

葛四友：這個問題很重要，它指向的是——AI時代，我應該相信誰？今天，AI可以替我們寫文案、寫故事、生成圖片，甚至可以模仿人類的某些情緒，但永遠替不了我們做出判斷、做出選擇。

AI讓信息獲取更高效，卻也讓信息辨別更復雜；讓決策更快速，卻也讓決策邏輯更隱蔽；讓個性化體驗更精準，卻也讓認知邊界更狹窄。批判性思維的價值在于它能幫助人類在技術浪潮中保持“清醒的主體性”，即不被虛假信息誤導，不被算法霸權裹挾，不被認知繭房困死。這是一種理性的批判，有了這樣的批判，技術才能服務于更值得追求的生活。

而判斷力、批判性和價值選擇，這些恰恰是哲學長期面對的問題。AI的本質是數(shù)據(jù)驅動的計算系統(tǒng)，其核心能力在于高效處理結構化信息，但在涉及人類存在的深層問題時仍存在局限。因此，在批判性思維上，哲學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價值支撐。

周末周刊：我們該如何培養(yǎng)這種批判性思維？

葛四友：批判性思維不是天生的思維天賦，而是可通過后天訓練養(yǎng)成的“思維技能”。舉個例子，小時候大家都學過“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但很少有人會問“為什么世界要有王侯將相”，這就是一種對“隱含假設”的追問，也是批判性思維的起點，即“不把任何信息當作理所當然”。還有一個俗語叫“頭發(fā)長，見識短”，這句話可以關聯(lián)很多問題，例如：這兩個現(xiàn)象之間是如何關聯(lián)起來，其邏輯推導過程是怎樣的，是否存在邏輯謬誤？以上這些能力，都可以說是批判性思維的一部分，也是哲學訓練中可以練習到的。

更進一步講，為什么批判性思維變得如此重要，包括我們的高考也在逐漸強調這種思維方式呢？因為幾乎所有創(chuàng)新的起點，都是對“默認的理論常識或生活常識框架”的質疑。因此，批判性思維與真正的創(chuàng)新之間，也存在著一種深層的、互為支撐的緊密聯(lián)系。真正的創(chuàng)新并非偶然的靈光一閃，更不是對現(xiàn)有事物的表面改造，而是對本質規(guī)律的突破、對問題根源的回應——而批判性思維，恰恰為這種突破和回應提供了認知工具和思維路徑。

哲學訓練特別適合培養(yǎng)批判性思維，因為無論是面對過去、現(xiàn)在，還是未來，哲學思考始終在探究人類認知的邊界。怎么到達這個邊界，如何厘清這個邊界，最后怎樣突破邊界，都需要借由批判性思維。我們只有掌握這樣的思維方式，才能觸達邊界，收獲真正的創(chuàng)新。

周末周刊：如果人類失去了批判性思維，徹底依賴AI，世界會變成什么樣子？

葛四友：說到底，AI也還是人類的投射，人類是什么樣子，它就是什么樣子。今天的AI已經(jīng)越來越像人了。當它能夠思考的時候，模仿的也只會是人。當它強于人類，而人類又已經(jīng)失去批判能力，認為決定一切的權力只在強者手中時，那么人的價值就不值一提了，人的主體性也就消失了。

因此，我并不支持學生在開始學習時大量使用AI。在沒有形成自己的分析判斷能力之前，人的大腦很容易被AI“牽著鼻子走”。此時，AI的結論直接決定了人的思維，人相信什么需要靠AI決定，久而久之，AI就成了人類的主人。只有當學生已經(jīng)具有了良好的批判思維能力后，知道如何分析與診斷AI的結果后，這個時候使用AI，才是把AI當工具，而不是自己變成AI的工具。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當下對于超級人工智能危險性的認知或說擔憂，其實也受到一些思維的局限。比如“黃金扁擔思維”，即農(nóng)夫設想皇帝的生活時，會認為皇帝去砍柴時用的扁擔是黃金做的。人類在設想人工智能帶來的威脅時，會將人工智能的思維等同于人，將人的擔憂投射到人工智能上。

周末周刊：目前，只有哲學專業(yè)才會進行專門的批判性思維的訓練嗎？

葛四友：事實上，目前已經(jīng)有一些教育專業(yè)嘗試將哲學課程前置到基礎教育之中，或者嵌入到基礎教育已有的課程之中。近年來高考作文題的變化就很能說明問題。題目設計從傳統(tǒng)的命題作文向開放性、思辨性材料作文轉型，要求學生在分析問題時展現(xiàn)獨立判斷、邏輯推理和多角度論證的能力。高考作文的變化也并非偶然，而是教育評價體系改革的必然結果。

另外，將哲學教育更多地融入到我們的兒童教育、基礎教育之中是十分必要的。過去，“功利性教育觀”對我們的影響很大，教育模式多是知識導向的記憶型教育，對于多數(shù)青少年而言，學習過程本身缺乏內(nèi)在吸引力，而哲學思維下的訓練型教育，其目的是獲得批判性與創(chuàng)新性的思維能力；教育手段是懷疑式的、參與性的；教育動力是興趣式的，是面向可能世界的。

其實，推廣哲學教育的目標，也并不是追求以哲學為業(yè)，而是幫助大家在奔跑之前先想清楚方向。我們的人生可以嘗試很多路，但不要盲目地跟著別人走、跟著AI走。

文科教育的重構，不是對技術的抵抗

周末周刊：回到當下的現(xiàn)實，在文科生就業(yè)不被看好、許多大學都裁撤文科專業(yè)的同時，您的學生們會焦慮嗎？

葛四友：文科學習中其實有很多“可遷移”的能力。以我所在的武漢大學現(xiàn)代哲學國際班為例，我要求學生們在大學四年掌握四種能力，分別是邏輯推理、批判表達、跨文化溝通、想象力。然后我們發(fā)現(xiàn)，這樣培養(yǎng)出來的學生在面對世界時，好像也沒那么焦慮，或者說他們的焦慮跟現(xiàn)在對文科的焦慮不一樣，并不是漫無目的的張望和擔憂，而是一種有目標的緊張感。

在我們這里，學生的學習是很辛苦的。學期內(nèi)一般有密集的討論、論文寫作和課堂作業(yè)的逐句批改，認真的學生最終閱讀量大概要超過300篇原文，很多學生的焦慮在于寫不完作業(yè)。

從現(xiàn)實來看，最近幾屆的69名畢業(yè)生中，有50名進入了牛津、康奈爾等大學深造，還有不少哲學本科生在跨學科學習和職業(yè)長期發(fā)展中的表現(xiàn)也非常亮眼。

當我們的職業(yè)視野不斷拓寬，就會發(fā)現(xiàn)，哲學的適用性早已超越了學術的范疇。如今，法律、醫(yī)學倫理、企業(yè)戰(zhàn)略、科技倫理甚至公共政策等諸多領域，都迫切需要哲學所培養(yǎng)的批判性思維和深刻的倫理判斷能力。

舉個例子，“電車難題”曾經(jīng)是個思想試驗，如今卻成為智能駕駛公司需要直面的實際問題，腦機接口的技術進步急需相適配的倫理框架，哲學從思維的試驗場走向了面向現(xiàn)實、甚至面向市場的科技工廠，這兩者對哲學社會科學人才的需求量完全不是一個量級。

廣州車展上的多融合感知智駕系統(tǒng)

周末周刊：武漢大學現(xiàn)代哲學國際班已培養(yǎng)12屆學生，目前的成果能否說明國際班的培養(yǎng)方式是適應時代發(fā)展的？

葛四友：現(xiàn)代哲學國際班在設立的時候還沒有如今普及應用的生成式AI，但它在設立之初就是為了解決傳統(tǒng)教育模式與當下時代出現(xiàn)的諸多問題。它所強調的現(xiàn)代化與規(guī)范化，正是要突破傳統(tǒng)的以知識記憶為導向的教育模式，提倡一種以思維訓練為導向的新型教育模式，而這種新型的教育模式與今天的“新文科”建設、與AI時代對文科的需求恰恰是相融且相互支持的。

與此同時，AI也在倒逼我們進行改革。我們開始更加注重數(shù)字人文素養(yǎng)教育，包括數(shù)字技術在人文領域的應用能力、數(shù)字環(huán)境中的批判性思維以及跨文化溝通能力等。

舉個例子，我們的核心課程如《形而上學》《認識論》《邏輯學》等，并非簡單傳授哲學理論，而是通過邏輯分析與論證訓練，培養(yǎng)學生穿透技術表象的能力。在討論AI倫理時，學生需運用模態(tài)邏輯分析“算法偏見”的因果鏈條，而非停留在道德譴責層面。這種訓練使學生能在技術快速迭代中保持元認知能力——即對認知過程本身的反思能力，這恰是應對AI時代信息過載的核心競爭力。

另外，未來的學術突破往往發(fā)生在“學科交界處”，而文科的多元整合能力，可能就是打通這些邊界的關鍵。目前，許多學校在推動“交叉哲學教學”，在這種新型培養(yǎng)方案中，哲學專業(yè)將增設了“文理融通課程模塊”，要求學生同時掌握康德道德哲學與信息編程，這正是為了培養(yǎng)能在技術與人文之間自由穿梭的復合型人才做準備。

周末周刊：在AI加速淘汰傳統(tǒng)技能的當下，文科教育應如何重構培養(yǎng)目標？

葛四友：理論上講，教育，尤其是文科教育應該讓孩子們成為更好的自己。但事實上，我看到很多同學都變成了更差的自己，想象力沒有了，活潑沒有了，天真沒有了，他成了一個機器、一個工具。最可憐的是，一畢業(yè)發(fā)現(xiàn)自己連工具價值都沒有，他發(fā)現(xiàn)自己掌握的這個工具已經(jīng)過時了。

因此，在AI技術重構人類認知范式的今天，文科教育的培養(yǎng)目標必須完成從“知識傳遞”到“思維能力訓練”的范式轉換。這種轉換不是對傳統(tǒng)文科的否定，而是在技術浪潮中重新錨定人文教育的本質——即培養(yǎng)能夠駕馭技術、守護人性、引領文明的“認知主體”。更重要的是，文科教育應強化想象力與批判性思維的辯證統(tǒng)一，參與到技術的社會建構之中，文科教育的生命力在于解決真實世界的復雜問題。文科教育的重構不是對技術的抵抗，而是在技術洪流中重新定義人類的不可替代性。

原標題：《文科要涼？醒醒！AI 時代才是它的春天》

欄目主編：龔丹韻

作者：解放日報 肖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