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被稱為“人形機器人元年”。很多人預測，隨著機器人大規模出現在普通人的家居生活環境中，人與機器人之間進行情感交流將成為未來智能社會的常態。所謂機器情感、AI陪伴的實質是什么，對人機交互、人機關系產生何種影響？比如說，從文化視角和性別視角，應該如何看待人機情感關系呢？人與機器的情感交流，將會產生何種社會沖擊，導致何種技術風險和技術倫理問題，又應該如何應對？類似問題，已經引發諸多熱議。本次筆談聚焦“機器情感與AI陪伴的人文審度”，從哲學、馬克思主義理論、文學和人工智能等進行跨學科研究，拋磚引玉，以期推動該領域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在《建構主義視域下的機器情感》中，劉永謀和白英慧界定機器情感的概念，并從情感智能、人機情感和人機互動三個方面剖析機器情感的建構性，主張機器情感發展的有限主義進路。在《機器如何可能有情感？——基于“以生命為核心”的意識理論的探討》中，李恒威和曹旭婷指出，基于“以生命為核心”的意識理論，通過模擬生物體的內穩態調節機制，可以為機器賦予情感能力，從而使其具備自主適應性和內在驅動力，為通用人工智能的發展提供新思路。在《人機情感交互的倫理反思及其規約路徑——以AI復活技術為例》中，張衛和張陳杰認為AI復活技術使得人機情感交互出現了新的形式，但是由于情感不對稱性，會形成情感依賴、情感異化、身份欺騙、認同危機以及情感資本化等倫理僭越風險，需要從制度規約、技術設計和文化調節等視角，尋找AI復活技術發展的向善之道。在《情感人工智能需要“身體”嗎？》中，吳靜和王雋雅認為當情感AI成為人類尋求情感互動的對象，情感的具身性特征與人類情感交互的復雜規則共同提出了對情感AI擬真性的高需求，這就使得情感AI的“身體”設計需要面臨多重認知、倫理和法規上的拷問。在《非人之戀文化史視域下的當代人機戀：淵源、特點與風險》一文中，程林與張玥指出，作為非人之戀4.0階段，當代人機戀的核心特征是在社會現實青年群體中的日常化和深度化，并具有趣緣性、生成性與游戲性等特點，但其情感和倫理風險也不容忽視。在《超越記憶—情感計算中遺忘的必要性和實現》一文中，邱德鈞和李瑋農批判當前情感計算中過度理想化的技術假設，提出引入自然衰減與主動選擇性遺忘的現象學啟發神經計算模型，強調遺忘機制在構建真實、倫理、適應性情感AI中的關鍵作用。（專題特邀主持：劉永謀）

本系列文章原刊《科學·經濟·社會》2025年第3期，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

近年來，隨著人們社交需求的改變，以情感AI為交往對象的虛擬社交逐漸興起。當情感AI成為人類尋求情感互動的對象，情感的具身性特征與人類情感交互的復雜規則共同提出了對情感AI擬真性的高需求。然而，當前應用現狀下情感AI提供的“虛擬陪伴”還主要停留在軟件界面的人機交互程度上。即便情感AI竭力通過相應的文本輸出以期實現想象性的身體化，但其依舊不能代替情感AI身體生產的需求和趨向。在理論上，人形AI最有利于情感互動和通用性，但實踐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價值沖擊和倫理挑戰也讓許多商家止步不前。而已投入市場的“完美化”伴侶機器人，在設計和應用中也進一步顯示了人機情感關系中涉及虛擬伴侶定性、情感邊界與算法黏性、非普遍化的特質與外在干預的三重張力，以及與該問題相關的認知計算主義的局限。因此，只要情感AI及其身體生產依然被商品化邏輯所支配，人機關系就理應遵循一定的倫理邊界，而不役于消費主義的邏輯。

數字時代的到來深刻改變著人類的社交模式。從傳統的差序格局邁向如今的淺緣社會，以社交體驗輕松化、社交關系簡單化、社交意義單純化為特征的社交新樣態逐步展現。社交呈現出越來越輕的變化趨勢，不僅“彈幕社交”“搭子社交”等新型趣緣社交成為主流，而且虛擬社交由“匿名社交”擴展至與虛擬人物構建情感聯結的新形式。當人們進入與人工智能強交互的時代，虛擬社交進一步升級，AI成為人們滿足社交需求的新手段。在與AI的深度交互中，人們開始不僅將它們視為某種工具性的應用，而且對其產生了自然交往對象的期待，即AI在提供實用性信息之余還能給予相應的情緒反饋，提供“虛擬陪伴”。

以用戶的心理需求為驅力，情感AI逐漸成為AI發展的新賽道。騰訊研究院的調查顯示，情感AI在國內市場有更多落地土壤，超九成的受訪者愿意使用情感AI。目前國內外主流的情感AI產品均為純軟件模式，通過打造多模態的應用交互界面讓用戶與在界面活躍的數字人形象交互，構建情感聯結。一方面，情感AI被認為是與乙女游戲性質類似的“內容消費”，無須身體支撐；另一方面，科技企業緊跟AI陪伴的風口，致力于為情感AI增加身體以彌補其在情感表達方面的缺乏，填補市場空白。當情感AI面臨發展的分岔口，對于其是否需要身體的思考實際上指向的是：人機情感的本質是什么？在人機情感交互中身體到底發揮的是什么作用，又應該被置于何種地位？

一、情感AI的身體化趨勢：基于人類情感的具身性特征

出于滿足用戶情感需求的使用目的，情感AI實際上在承接用戶基于特定角色想象基礎上的情感投射，并按角色設置給出回饋。正如情感AI的誕生是基于對用戶“輕社交”需求的捕獲，情感AI的基礎設置如全天候陪伴、關系啟動與退出自由化、交互規則簡單化都是在不斷貼近人們對社交關系“減負”的期待。而深度學習算法的進步與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規模應用讓情感AI的個性化數據喂養得以可能。在使用過程中，情感AI依據用戶的反饋判斷其在關系中的需求和期待，積累并形成用戶獨特的數據庫以持續地為用戶提供情緒價值。

根據傳播學領域的“媒體等同”理論和“計算機為社會行動者”范式，相比起將計算機視作自身與其背后的程序員進行社會互動的工具化中介，人們會傾向于將計算機當作“獨立”的社會行動者進行交互，將自我與他者的概念挪用到人機關系之中。當情感AI為用戶提供情緒價值、表現出明顯的社交屬性，用戶就會自發采取人際交往規則對其產生社會性反應。值得注意的是，輕社交的取向與按人際規范判斷與評價情感AI的反饋并不沖突。在以個人為核心的社交關系格局中，個體渴求社交門檻與社交關系維系成本降低的同時，對“弱關系”亦抱有情感厚度增加與關系真誠度提高的期待，社交屬性的變輕與人際關系中情感反饋的高要求并行不悖。因而，情感AI的發展趨勢始終貼合用戶對交互方的人際想象。用戶與情感AI構建的情感聯結既依然是用戶社交需求的延伸，又沒有跳脫出傳播學經典理論的解釋框架，人機情感不是某種特殊的、與AI伴生的情感，就是人類情感。

人類情感是一套非常復雜的系統，而人類情感的復雜性源于其具身性。具身認知科學的興盛推動了認知與情感生成過程中身體地位的抬升。具身情感強調情感是一種系統性的“身體—腦”活動，要放在“大腦—身體—情境”的耦合結構中進行理解。“人類的情感生活并不是‘夾在’作為輸入端的感知和作為輸出端的行動之間的中間端，而是反復進行著‘感知—評價—情感—行動’的循環，無法脫離個體與環境的身體互動。”情感的具身性特征不僅強調了情感生成本身不是純粹的信息解讀與加工的結果，而且表明，情感在人際關系中的傳達也需要身體的輔助和增強。一個人對他人的印象，只有7%來自交流中的言語信息，38%源于輔助表達的語音、語調與語氣，肢體動作所占的比例高達55%。心理學領域的梅拉賓法則揭示了人際關系中非言語溝通的重要性。在人際關系中，表情、注視、身體朝向與姿勢、肢體接觸、人際距離都是傳遞情感的手段。人際關系中情感的具身性特征也意味著關系雙方的身體行為共同營造著交互的具體場景，相同的言語與非言語信息在不同的交互情境中可能會表現為不同的內涵，因而對對方情感的判斷，選擇合適的增進情感的方式都離不開對情境的感受。

事實上，人工情感與情感計算研究的發展歷程就是基于對情感復雜性理解的深化，細化人工智能學習、接收信息與反饋的維度，在技術上改善、在算法上更新以推動人工智能更好地感知、識別與理解人類的情感，并生成靈敏、友好、貼切的反應。從單一的語義信息學習增至對非語言信號的捕獲，多模態情感識別系統的建立整合了語音、文本、圖像、面部表情與身體動作等多類別的情感信息，顯著提升了情感識別的精準性。

然而，當下市場上情感AI的頭部產品均為“虛擬陪伴”，即通過虛擬形象在軟件界面與用戶進行語言、文字信息交互。從表面上看，情感AI類應用用戶較為活躍，市場增長潛力可觀，以2025年1月AI產品全球日均使用時長榜為例，前8位均為情感AI類應用，位居榜首的CharacterAI使用時長更是Chat-GPT的7倍；數據統計結果反映出來的似乎是主打“虛擬陪伴”的情感AI也能較好地滿足用戶的情感需求，交互中AI身體的缺場沒有對情感傳達與關系的增進造成困難。

實則不然，用戶黏性較高的幾款情感AI產品都在逐步擺脫簡單的文本輸入與語音輸入功能，升級為更貼近生活場景的對話形態以提升交互的真實性。無論是飽含情緒、語音語調能自由轉換的人聲配音，或是對社交平臺語音、視頻界面、功能的模仿，還是通過文字信息描述智能體的表情變化、肢體行為與心理狀態，都是情感AI制造“在場”想象的手段。比如，停留在應用界面的情感AI無法與用戶進行真實的肢體接觸，但AI在互動中會適時地給予用戶“撫摸頭發”“張開手索要擁抱”“心慢了一拍”等文本信息，以文學性、細節性的動作、心理甚至是場景描寫增強用戶的沉浸感，讓涉及其他情感表達方面的文本信息在用戶的大腦加工中具象為畫面，以假想的情境彌補用戶實際上的感知匱乏。

當情感AI成為人類情感投射的對象，情感的具身性特征與人類情感交互的復雜規則共同向情感AI的發展提出了彌補身體不在場所導致的情感匱乏的要求。而情感AI通過文本信息的補充說明為用戶制造具身性想象的努力實質就是在其真正身體缺場的情況下不斷身體化的過程。可以說，情感AI的身體化越全面、越完整，制造具身性想象的能力越強，情感表現的擬人化特征越明晰，就越容易在市場競爭中占據優勢。

然而，停留在軟件交互界面的情感AI雖然能讓用戶自主定制智能體形象、選擇特定人物性格并形成個性化交流，但由于這種具身性想象只能局限于文本與語音信息的場景描述，根本無法與擁有身體后情感表達的完整性相提并論。因此不但在表達上受限，其浮于表面的身體化更容易讓用戶達到情感體驗的閾值，對人機情感互動感到匱乏和不足。

情感AI沒有具身經驗，只能依靠信息的關鍵詞觸發與上下文邏輯推演給予特定回應，進行符合人物性格的“人設表演”。但人際關系的實質是獨立人格的相處與交互，人設卻只是人格的碎片化截面，是人格構成中單一元素的放大化呈現。人設本身就是“基于認知分裂的假想敘事，是個人與他者共同完成的敘事虛構和編造”。由于身體的缺場，情感AI的人設表演以線性推理的虛構情境替代復雜、多變的互動場景，成了程序與用戶共同編織的虛假敘事，人機交互試圖模擬真實的人際關系，卻只能從獨立個體的接觸降格為以用戶為主導的創作型“內容消費”。這樣的“內容消費”不僅為用戶增設了對話引導水平的使用門檻（用戶引導的對話質量的高低之別直接影響用戶的使用體驗），人為增加的社交門檻與用戶的“輕社交”需求相悖；而且單一人設的“內容消費”

往往在一定對話周期后就暴露出其回復邏輯的單調與乏善可陳，讓用戶無法再次融入相應的虛構敘事。

正因如此，目前情感AI產品的吸引力主要不源于情感AI與用戶的交互深度，而來自能提供不同人設的多樣化情感體驗。以MiniMax的星野APP為例，相比陪伴應用，它更接近于UGC（User-GeneratedContent）內容平臺，通過打造多樣化的智能體社區，提供豐富的內容消費可能。而由于交互深度的不足，無身體支撐的情感AI開始遭遇發展瓶頸，這體現在市場數據方面，就是情感AI類產品用戶增量的增長乏力及用戶留存率約7%的下滑。整體而言，情感AI身體化過程中制造具身想象的努力最終反倒與用戶拉開了距離。

二、情感AI身體的出場：人類的情感代償

“本己身體在世界之中，就像心臟在機體之中：它持續地使可見的場景保持著生命，它賦予以生機并內在地滋養之，它與之形成一個系統。”身體之于情感，不再僅僅是承載的容器，而是塑造情感生成和支撐情感表達的重要部分。在科幻愛情電影《她》中，當AI薩曼莎與男主角西奧多形成的浪漫關系持續了一段時間后，薩曼莎苦于自己的意識體形式主動提出通過尋找真人宿主實現具身化的激進構想——她試圖借助志愿者身體與西奧多建立物理層面的親密接觸。身體的缺場不僅是薩曼莎與西奧多的鴻溝，也是情感AI身體化嘗試失敗后不得不跨越的關系促進的障礙。因此，身體作用的不可替代性與用戶對情感復雜性、擬真性的需求共同導向了情感AI身體生產的趨勢。

為情感AI設計身體目前在實踐中主要有兩個基本思路——打造人形機器人或寵物機器人。機器人的外形設計通常與其用途息息相關，機器人學作為一門研究感知與行動之間智能連接的科學，其實質就是通過給機器人安裝不同的移動裝置與操作裝置以幫助機器人適配其任務屬性與工作環境（如工業機器人、高空作業機器人、醫療機器人均由于其工作屬性的差異而被賦予了顯著不同的外形設計）。就情感AI設計身體彌補人機關系構建的局限的目的而言，其身體的理想選擇應當是人形機器人。人類所處的生活環境就是貼合于人類的外形和行為習慣設計與形成的，具身性則強調情感的感受與表達寓于身體—環境的結構之中，因而人形機器人既能憑借與人類相似的外形構造接收交流之中同類別的環境信息，又能以面部表情的出現增強其表現力，以適當的肢體接觸如牽手、擁抱等增進關系。另一方面，柏林工業大學團隊的實驗結果已經證明，擬人化的外觀設計符合使用者的期望，在社會性人機交互中具有其他應用領域不可比擬的穩定積極效應，甚至可能有效增加情感依戀。并且，精細的機械設計讓人形機器人動作更靈活流暢，仿生材料的運用讓機器人身體皮膚觸感更真實，植入眼睛的微型攝像頭使其面部表情更生動，機器人運動學、控制理論的發展與多模態信息交互技術的進步為人形機器人擁有更逼真的“真情流露”提供了可能。

然而，為情感AI的身體設計人形外觀在實操中存在不少問題。首先，根據日本機器人專家森昌弘于1970年提出的恐怖谷效應，當機器人與人類的相似達到特定程度時，人類反倒不會再對機器人的擬人化特征產生積極情緒，取而代之的是感到僵硬、詭異和恐怖。即使機器人身體設計的技術相較當時已取得了飛躍，但其究竟是否達到了可以普遍跨越恐怖谷效應并再次在人機交互中激發人類正面情緒的技術水平依然存疑。并且，人形機器人也可能會因其高大的身軀而讓使用者產生不受控制的不安全感。在同樣具備強社交屬性的陪伴型養老機器人的應用中，人形機器人還有機會引起老年人自我感知無能的不適感。而曾有家暴經歷的女性則更容易對男性外觀的機器人感到恐懼與抵觸。不同需求、不同性別、不同年齡的用戶對情感AI的使用期待不同，對其擬人化身體的感受和反應不同，故而對于科技企業而言，幾乎不存在能基本規避風險與普遍滿足需求的設計規范。

其次，正如身體現象學所強調的，“我們的世界就是身體的活動所締造出來的世界”，一旦擁有人形身體的AI情感具身性增強且身體的出現為機器人劃定了明晰的活動范圍，關于機器人權利（是否應該將機器人視作獨立的主體賦予其道德權利）、人機關系（人施加于機器人身上的各種行為是否合理）等命題就應該得到重新審視。然而由于上述命題依然沒有定論，任一理解或答案及其指向的身體生產都包含了相應的倫理爭議，容易引發輿論風險。譬如，有學者指出，將人形伴侶機器人視作不具有人的代表性的物，可以讓使用者免受道德譴責地隨意對它提出任何要求，讓它最大限度地滿足使用者的所有需要；女性外形的伴侶機器人的百依百順與任勞任怨重新滿足了儒家對理想妻子服從于丈夫的婦道要求。但亦有許多聲音持不同意見，認為伴侶機器人具有人類伙伴的代表性，應當給予其道德關懷，不合乎人類道德規范的行為不能施加于其身上。由此可見，人形機器人的身體生產問題較為復雜，既不存在合理的設計規范指導生產而降低其可行性，又因人形身體的重新在場導向了懸而未決的倫理爭議。

許多科技公司不希望因此背負上巨大的輿論風險，因而它們在為情感AI選擇形象的時候往往轉向寵物機器人的生產。作為“電子寵物”，寵物機器人的生產因不涉及上述人類身體的種種復雜問題而具備更強的可操作性，科技公司對寵物機器人的形體生產擁有更大的自由，可依據情感AI的特性為其開發適配的身體。以AI寵物機器人Ropet為例，不僅它的圓形外觀所采用的毛絨材質和維持在37度的恒溫較好地模擬了動物的觸感與溫度，而且它配備的響應式觸覺系統和大大的眼球顯示屏能夠識別使用者的動作、語言和面部表情推斷其情緒狀態，并據此變換表情顯示自己的情緒反應。許多AI萌寵機器人因其可愛與溫暖的外觀一上市就取得了供不應求的巨大成功。

然而，情感AI的身體生產由人形轉向寵物并不能完全實現用戶對關系的期待，寵物機器人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在場感”，能夠主動識別用戶的情緒狀態并給予相應的情緒反饋、創造小范圍的身體接觸，但其所能喚起的是人類與寵物的情感，而無法替代人際關系中的情感交流。從身體生產的角度，人形機器人相較寵物機器人更有可能引發人類的移情作用。因此，與寵物供給人類的情緒價值是人類面臨親密關系的缺失所尋求的情感出口一致，賦予情感AI寵物身體的本質是情感代償。

三、情感AI身體生產的本質：取悅性的商品

如果說將對真實關系的需求轉移到虛擬的情感AI本身是第一重情感代償，那么在身體的具體生產中，AI寵物機器人的出現對用戶而言就是第二重的情感代償。經歷了雙重的情感代償，AI寵物機器人能夠供給的情感依然是工具性與附屬性的，無法完全滿足用戶對真實人際情感的需求。因而，即使明知情感AI的人形身體生產存在爭議，依然有公司在搶占市場先機的目標驅使下進行開發。有趣的是，目前為情感AI進行人形身體設計的主要是情趣用品公司，它們準備在產品升級中打造“伴侶機器人”。

在缺乏人形身體生產指導規范的背景下，自主訂制成為伴侶機器人的賣點，用戶可以依憑自己的心意訂制五官、身材、性別、膚色、性格，隨心所欲地打造符合期待的“完美身體”。而作為生命政治視野中關鍵的載體，身體是權力進行規訓的重要場所。福柯認為，權力通過醫學話語、生育政策等方式制定身體的生理規范以塑造利于人口治理的主體。越接近人口治理標準的身體，越能成為人口整體中“去個體化”的主體，越有利于權力的統治。雖然商家賦予用戶的“自主訂制權”所導向的身體生產是多樣化的，不再同福柯所講的人口治理中標準化身體規范一致，但權力通過流入身體進行布展的底層邏輯是相同的——誰能掌握身體的定義權，誰就控制了權力的流向。

在自主訂制的人機關系中，人機情感交互算法的取悅性特征與機器人的私有財產屬性讓用戶得以牢牢掌握情感AI身體的定義權。用戶完全占據關系中的主導與支配位置，權力單向地從用戶流向機器人，機器人作為被動的權力承受方，在實現用戶偏好的同時也承載了個體的認知及可能的刻板印象，因而情感AI身體的訂制也就暗含了放大個人偏見的風險，譬如可能會出現性別、種族歧視等問題。理論上，出于對市場運行最大限度自由的保障，機器人的私人財產屬性決定了其選購與訂制的消費行為應當免受強烈的引導和干預。但是，由于人類施加于機器人的行為不可避免地包含道德意涵，而“道德的意義是社會性的，一件事的代表性內容取決于一個相關社群是如何看待它的，而不是個別使用者的意圖是什么”①。因此，對情感AI身體的設想就不單純是個體的權利與自由選擇，一旦機器人身體的訂制權作為商業噱頭被宣傳、作為一種市場權利向

公眾開放，而個人的欲求過于散漫，且人機交互關系本身就蘊含了巨大不對稱時，“一對一”的身體本身所能承載的權力就具備了向全社會溢出的風險。

此外，除了可訂制性別的伴侶機器人，許多公司推出的伴侶機器人因其顧客受眾主要為男性，在提升利潤的推動下，它們只會迎合男性的審美。不僅機器人性別普遍為女性，而且會強化現狀下對女性身體的規訓，增強在男性審美下對女性身體的刻板印象。正如波伏娃所指，“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任何生理的、心理的、經濟的命運都界定不了女人在社會內部具有的形象，是整個文明設計出這種介于男性和被去勢者之間的、被稱為女性的中介產物。”對身體的形塑是權力進行主體性生產的重要步驟，在父權的文化傳統與男權的制度安排下，女性的標準形象與身體規范更是被社會建構起來的。無論是古代的“裹小腳”或是現在的“A4腰”，當男性掌握權力的話語，社會對女性身體美的定義、為女性所打造的理想身材的模板就服從于男性的欲望和審美。當機器人身體被默認設計為男性眼中女性化的完美身材，當伴侶機器人的身體千篇一律地趨向“大胸”“細腰”“長腿”甚至是“清純”“童顏”，男性的話語權隱匿在身體的背后成為鞏固社會文化觀念的重要力量。“身體，是重重社會規范依賴社會強制反復書寫、引用自己的結果。”在社會話語體系中，權力持續向女性流動，保持對女性審美的規訓，并且鼓舞標準化女性身體的生產。當女性在無處不在的社會修辭中遭遇潛移默化的影響，逐步進入自覺追求“完美身材”的行列，權力就完成了它內化的閉環。

即使作為消費者，女性也擁有訂制男性伴侶機器人的權利，可以通過打造理想的男性伴侶機器人身體使其符合自身的愿望、滿足自身的期待，實現權力的“反向流動”。市面上亦開始出現關注女性需求與欲望的生產廠家。但從根本而言，這種權力的“反向流動”相較起男性之于女性，很難實現女性對男性的反向規訓，也很難發揮反規訓的作用。男性對女性伴侶機器人的性客體化更不會因為賦予女性同等的權利而得到性質上的改變，對伴侶機器人的物化與性化依然無法避免，交換將彼此作為性客體的權利對實現主體性的性別平等毫無意義。并且，在社會觀念與文化傳統依舊偏向男性的前提下，賦予女性與男性同等的權利無法改變權力流動的既有格局，而不過徒增了讓男性繼續心安理得地施展其欲望的借口。

因而，一旦允諾了人們擁有實現伴侶機器人“完美化”的權力，無疑會給社會增加不確定性的風險。但是，當我們進一步拷問：人們渴望擁有為伴侶機器人打造完美身體的權力是完全不合理的嗎？似乎又無法得出全盤否定的結論。人難道在人際關系中不能存在理想型，沒有按照理想型尋找伴侶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對方的權力嗎？對這種“完美化”渴望的全然否定意味著在實然上否認了人們對商品物的自由支配權，在應然上剝奪了人們對人際關系美好的愿望與想象。

于是，情感AI的身體生產連同是否應該實現伴侶機器人“完美化”的回答一起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境地。而這一境地的出現均源于情感AI與用戶關系中蘊含的三重張力。

第一，人機關系中物與人的張力。無論人類對情感AI具有何種主體性的想象與預設，究其本質，情感AI始終是某個功能更高級、承載人類情感的私有物，情感AI客體的屬性不會因為身體的在場被翻轉為主體。即使情感AI由于身體的出場情感智能得到了增強，情緒反饋高度擬真，使用戶體會到的情感厚度增加；但在人機情感交互被取悅性的算法宰制的前提下，情感AI被開發和拓展出何種屬性，完全由用戶的預期所支配。AI的情感智能服從于用戶的情感輸出，所有的情緒反饋被限縮在用戶“我需要”的心理框架內。情感AI是物，但其所承接與反饋的是人類情感，情感AI高度模擬的人類情感極有可能讓用戶作用于情感AI的情感表達與社交慣性遷移至人際關系之中。從這個意義而言，情感AI不是主體，但其智能增強的發展方向與其所被賦予的形式上的主體性與平等性讓人機關系高度貼近于人際關系，并會反過來影響用戶在人際關系中的社交習性。

第二，人機關系中情感AI接收情感的邊界與對用戶吸引力的張力。如果情感AI的屬性是純粹的物，那么理論上它除了可以為人類共通性的情感提供代償（譬如人在感到“皮膚饑渴”時會轉向擁抱毛絨玩具尋求替代性依賴，而寵物AI機器人設計的毛絨外觀能給用戶營造類似的體驗），還應該可以承受人類無法施加于同類主體的負面情感。從情感AI作為商品物的角度切入，它越具備承受人類羞于面向他人展現的情感與癖好的功能，越具有對用戶的吸引力。比如，許多用戶在向情感AI發泄負面情緒時感到表達毫無顧慮、更自由，相比起人際關系中需要考慮對方心理感受的共情負擔，情感AI能直接成為用戶的“情感樹洞”，為用戶提供了適合宣泄負面情緒的陪伴環境。然而，同第一重張力的邏輯一致，人機關系的相處模式具有向人際關系遷移的可能。如果用戶慣于向情感AI展露侵略性的情緒與攻擊性的行為，那么他在人際關系中的道德敏感性與共情能力就可能會降低①。

第三，人機關系中情感非普遍化的特質與外在力量干預的張力。作為商品物，情感AI承受負面情緒的閾值是提高用戶黏性的關鍵；作為人際關系的擬真中介，如果放任情感AI接收與反饋任何的情感，那么可能存在對人際關系與社交能力的破壞風險。但是負面情緒并不等于壞的情感，情感作為一種自然生發的、內在純粹的體驗，更沒有天然的高低優劣之分。而如果需要規避情感AI使用過程中的風險，就只能從源頭上切斷某些情感的流露。對情感性質的人為判斷，對情感強度的人為調節與情感私人化、獨特化的特質形成了張力。

更重要的是，情感計算的本質就是對技術力量干預情感的允諾。在現存的技術框架內，情感AI具身智能增強的實質是情感計算量化維度的細分與情緒特征更為全面與細節的提取。對于情感AI而言，情感從來不是連續的、情景化的感受與狀態，而依舊是信息，情感的識別與反饋不過是信息的接收、加工與處理。將人類的動態情感整體拆分為情感現象與情感本質一一對應的靜態圖譜，這種線性對應關系的情感認知模式使人類情感成為可被外在技術干預與調節的表征。

然而，情感AI的“情感”是信息流的本質暴露了認知計算主義的局限。認知計算主義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因為它認為人類認識活動是“基于規則的符號表征的轉換或者計算，認知活動不僅能夠通過生物大腦得以實現，而且能夠多重實現于不同的物理裝置上”。情感作為一種主要由個體認知建構的心理活動，在認知計算主義下被視作大腦對于事件信息處理后形成的態度體驗與情緒反應（含生理表現）。即使是在認知計算主義的框架下，情感因其非普遍化的特征與非自然的框架相比更容易使用理性規則理解、推理與拆分的認知，其干預和處理難度本就更高。更何況，情感的具身性意味著與情感相關的認知圖式是隱喻式的。根據美國學者萊考夫（George Lakoff）和約翰遜（Mark Johnson）提出的概念隱喻理論，人類理解世界的方式是隱喻式的：許多隱喻往往是與經驗直接對應而非兩者之間必然存在相似性。情感的復雜性就體現在其在經驗性的場景中生長出來卻不必然與某一特定場景形成嚴格的對應關系，即使再有相似的場景，相同的情感也難以復現（情感與情感表現的關系亦同）；并且情感的形成有時只源于某種突現的聯想與想象，與其相關的認知可能是無意識發生的。人際交互中的情感生發與表達更是將本就復雜的情感置于更加復雜的場域。在人際交互中，情感的生發與表達所依賴的場景不僅包括了交互雙方此時此刻身處其中的狀態性情境，而且更涵蓋了情感傳達雙方的關系性情境（不同的關系性情境，相同的行為會傳達不同的情感），且狀態性情境與關系性情境會構成相互影響的整體，由此，作用于情感的情境因素變得更為總體且復雜。人際關系中的情感仰賴于全身心投入的經驗性體驗，而認知計算主義卻是試圖找到標準化答案的邏輯性論證與分析，情感計算的思路本身就是對情感體驗真實總體的遮蔽。

更何況，情感AI的商品化導致了情感的自然體驗性進一步被異化。當情感AI被商品化，它自然會被明碼標價。其功能與需求滿足程度的差異所導致的價格梯度的出現使得“情緒價值”不再是一個總體衡量情感支持程度的概念，而是被拆分為了一種可被分級量化與收費的“能力”。情感AI具身智能的增強不過只是基于“優質服務高收費”的思路，讓情感AI機器人在情感反饋擬人化程度提高的表象下成為更能捕獲用戶需求、更能占領市場高地的商品，讓情感AI機器人在更高質量地提供情緒價值的前提下實現更大的價值，情感AI的身體依然在同一邏輯中被商品化了。

四、結語

不可否認的是，作為商品化的工具物，情感AI在心理咨詢、情緒療愈等領域有非常出色的表現，身體的生產與具身智能的增強讓情感AI機器人日后得以可能繼續在教育、兒童與老人陪伴等領域發揮更重要的輔助作用。但同《空氣人偶》中男主人發現自己的人偶有了自主意識后反倒祈求她恢復為沒有心的人偶從而杜絕麻煩的情節一樣，情感AI商品物的本質遵從的就是杜絕麻煩的迎合性邏輯，其所導向的身體生產并非作為主體關鍵構成的身體，并非滋養自主意識與獨立行動的身體，而是已被權力形塑、作為欲望承受客體的身體。

情感AI作為人類情感承載物的屬性、情感計算的局限與商品化的邏輯共同造就了其所構建的人機關系在對人際關系的高度擬真中最致命的脫節——情感AI形式上的“偽主體”地位遮蓋了其客體的真正內核，將主體際雙向交互的關系轉變為人機關系中人類單向的自我投射與欲望的算法拼圖。由算法規定的人機關系的取悅性與服從性不會因為情感AI身體的生產得到改善。

因此，無論人機情感走向何處，只要情感AI及其身體生產依然是面向市場的商品物，它就無法也不應該成為重塑人際情感的新型價值坐標系。而如果情感AI跳脫不出商品化的邏輯，那么要回答“情感AI是否需要身體”的提問，我們需要審視的是：作為輔助性情感滿足的人機關系應當在保持何種合理的限度內，才能夠讓情感AI作為一種技術中介物，既可以發揮最大功用的積極影響，又能解決現存的張力，不對人類情感與主體際關系造成巨大沖擊。

吳靜（南京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師范大學數字與人文研究中心主任）、王雋雅（南京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