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馥莉這一次成為了被告，而起訴她的人則是自己的“家里人”。

宗澤后，宗慶后的弟弟，也是宗馥莉的親叔叔，在和獨家交流中直言不諱：

宗馥莉胸懷不夠大，不夠厚道。

目前三名被其律師確認為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馥莉“同父異母弟妹”的人，選擇在香港法庭起訴自己的姐姐，要求凍結后者名下匯豐銀行賬戶內的18億美元資產，并追索父親留下的21億美元“信托基金”。

將時間線拉長，這次的起訴或許是三名“弟妹”的反擊。宗馥莉此前曾關閉他們及其母親任職的多家公司，并加快了自己的班底——“娃哈哈系”宏勝集團的擴張步伐。

作為宗家長輩，宗澤后認為：

宗馥莉胸懷不夠大，既然你繼承了父親的一切，就沒必要趕盡殺絕，他們畢竟也是她父親遺留下來的，即使父親沒有遺產給他們，她也有義務負責起來，更何況他父親給他們的遺產，她也想歸己所有，不夠厚道。也不知她怎么想的，要那么多錢干嘛？天堂又不能使用。上次我在她父親逝世時就說過：要低調、要做好事。其他人說我這個叔叔背刺她，再這樣下去全毀在她手里。

談起宗馥莉的性格，宗澤后甚至直言，“她從小就很自私，六親不認。”

乍一看，這似乎是企業內部改革者和守舊派、正統接班人與私生子女爭權奪利的狗血故事，但讓我們翻開常被忽略的那一頁：

迄今為止，持股46%的杭州國資仍是娃哈哈集團的最大股東。

這透露出了一些不尋常的信息：娃哈哈明明是國有企業，為何在大眾認知里被理所當然地認為是宗家家業？

作為第一大股東的杭州國資，為何對眼前的風波無動于衷——此前也鮮有發聲。

答案或許是，并非不想，而是不能。

今年2月，杭州國資罕見地對娃哈哈集團的經營進行了干預。

據《經濟參考報》（后稱《經參》）報道，當時，宗馥莉試圖將“娃哈哈”系列共387件商標，從娃哈哈集團轉移到其控股的杭州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而杭州國資以大股東的身份，叫停了這項交易。

知情人士透露，這項交易并未經過股東會和董事會等決策程序，也并未跟國有股東溝通，“幸虧被國資方發現及時制止，否則后果不堪設想。”

從表面上來看，這些商標無非是從一家“娃哈哈”轉移到了另一家“娃哈哈”，為何會引發“不堪設想”的后果？

事實上，同叫“娃哈哈”，可能是它們20多年來剩下的惟一共通點。

一切要從2000年說起。

當時，娃哈哈順應潮流完成了國企改制，宗慶后和職工持股會分別獲得了29.4%和24.6%的股份，合計持股超過了持股46%的杭州國資。

在取得大多數股份后，娃哈哈管理層隨后成立了多家與杭州國資無關的投資平臺，在全國各地以“娃哈哈”的名義頻頻落子，先后投資建設、成立了100多家娃哈哈食品加工工廠、供銷公司。

從業績來看，后來，娃哈哈以一種驚人的增長勢頭，成為了中國飲品市場上的最具潛力的巨頭。2013年營收便達到了783億，甚至高于2024年700億。

然而，“娃哈哈系”賺的盆滿缽滿，擺在杭州國資面前的卻是一只空碗。

今年6月的工商登記顯示，“娃哈哈系”境內總計有200多家公司，而娃哈哈集團總計投資的只有16家，絕大部分成立于2002年之前，且皆處于非控股狀態。

而《經參》發現，2022年，杭州國資占大股東的娃哈哈集團，資產占“娃哈哈系”總資產的15.67%，營業收入僅占2.74%，凈利潤僅占0.39%。

經過20多年，本來以國資為第一大股東的娃哈哈集團（包括其投資的企業）已經是整個娃哈哈體系內的很小一部分，娃哈哈集團之外存在一個龐大的“娃哈哈帝國”，跟國資無關。

而此次宗馥莉交易商標，正是要將娃哈哈集團手中為數不多的核心資產，轉移到“娃哈哈帝國”。

一旦成功，前者便有可能徹底失去制衡后者的手段。

“達娃之爭”便是前車之鑒。

在那場被稱為改革開放30年來影響最大的一場國際商戰的起點，法國達能發現“娃哈哈系”繞過了它與娃哈哈成立的合資公司，獲得了大量它認為本應屬于合資公司的市場和利潤。

雖然這場商戰在2009年以達、娃雙方“友好和解”并終止合作收尾，但對于宗馥莉，這位從美國學成歸來、出任“娃哈哈系”宏勝飲料集團總裁剛剛兩年多的年輕人來說，上了寶貴的一課。

達娃之爭中娃哈哈一方的代理律師錢衛清，后來在接受采訪時透露：

隨著商戰的持續……商標也被裁定為娃哈哈所有……在雙方合資近13年中，娃哈哈的控制權、管理權、營銷權始終控制在宗慶后手中。娃哈哈逐漸掌握了談判的主動權。

杭州國資持有娃哈哈集團46%的股份，僅換來整個娃哈哈體系0.39%的凈利潤。

這份數據的尷尬之處并不在于少，而在于一些人看來，連這千分之四它也不配擁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聲音是：

娃哈哈的商業版圖，是宗慶后一手打下來的。

沒有人能夠否定宗慶后的貢獻——某種程度上，他是消費者選出來的“民族企業家”。2024年2月28日那場聲勢浩大的送別至今仍是中國商業史上最動人的一幕之一。

但與此同時，杭州國資對娃哈哈的貢獻，也并非是0。

對于杭州國資的大股東身份的由來，宗慶后自傳《萬有引力原理》中，有過詳細的說明。

娃哈哈成立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當時和如今的商業環境完全不同，從事商業活動仍有被扣上“投機倒把”帽子的風險。

因此，大量民營企業在當時商業規則真空狀態下，或主動或被動地戴上“國有”、“集體”的“紅帽子”。

“一方面為了好聽好看好辦事，另一方面是為了安全。”書中作者這樣寫道。

對于出資情況，自傳中提到：娃哈哈前身杭州保靈兒童營養食品廠的啟動資金，全部來自宗慶后及員工代銷花粉的預付款和銀行貸款，“國家并沒有一分錢投資，完全依靠企業自籌資金滾動發展起來”。

不過，杭州保靈兒童營養食品廠的誕生，相關部門確實提供過幫助。

中國經濟網2007年的報道中提到，1987年宗慶后在杭州市計劃委員會申請的校辦企業，有上城區教育局校辦企業辦公室提供的10萬元貸款、調撥的10萬元設備、以及劃撥的場地、調配的工人，同時校辦工廠享受著多項國家政策上的優惠。

而在后來娃哈哈一路壯大的過程中，杭州國資雖然沒有主動注資，但同樣以企業發展為先，將寶貴的資金留給了娃哈哈。

據《經參》報道，當年改制時，國有股權轉讓給了企業經營者和職工，但國有股東并未獲得股權轉讓款，而是將該股權轉讓款暫放在娃哈哈集團，由娃哈哈集團支配使用，按照銀行基準利率下浮10%的費率支付資金使用費。

分紅方面，杭州國資幾乎也是分文未取。

1999年至2007年間的國有股分紅借給娃哈哈集團使用，該分紅借款利息獎勵給經營者和職工；2008年至2022年末，娃哈哈集團未與上城區政府簽訂優惠政策，娃哈哈集團賬面不進行利潤分配，但每年出具形式上的股東會決議，管理層和職工持股會的分紅以“資金往來”名義拿走，國有股東則不分紅。

這些錢有多少？

根據多位持股會員的介紹，改制后，娃哈哈管理層和入股的職工每年分紅都不低于每股0.8元，如果按照比例換算，杭州國資每年的分紅大約為2億元，20多年來累計接近50億。

今天的宗馥莉，正在復制過去的宗慶后。

就像當年宗慶后一手打造了娃哈哈集團之外的娃哈哈帝國，宗馥莉也在嘗試以“宏勝系”為載體，將利潤騰挪至一個杭州國資以及娃哈哈元老更難觸及的地方。

一些跡象表明，她已經取得部分成果。

例如產能，娃哈哈在全國的81個生產基地，有一多半掛在“宏勝系”旗下，其中包括廣東河源廠區、鄭州基地、拉薩工廠等核心產線，承擔了1/3以上的產能。

而前段時間引發熱議的“今麥郎代工事件”，恰好揭開了宗馥莉高超利潤轉移術的一角。

簡單來說，只要最終的銷售和定價權掌握在宏勝集團手里，無論生產環節由誰完成，利潤就能被它穩穩地“截留”。

面對這樣一位女強人的崛起，難道在宗慶后時代只能“望著金山敲空碗”的杭州國資，將又一次大方地將收益拱手相讓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商標被裁定為娃哈哈所有，是宗慶后贏下“達娃之爭”的關鍵一環。如今，目睹前車之鑒的杭州國資，正以嚴密的姿態“看守”著手里的核心資產。

除了前文提到今年杭州國資叫停了商標交易。2023年，宗馥莉曾試圖依據一份1992年的“歷史協議”，將娃哈哈商標直接劃歸宏勝，同樣也被攔下。

杭州國資的動作背后，或許并非全然是利益考量。

以“娃哈哈系”為代表的體外循環式控股安排注定是脆弱的——它高度依賴掌舵者的把控力和平衡術，一旦掌舵者離場，制度真空就會暴露，權力斗爭也會全面浮出水面。

但宗馥莉還沒有放棄嘗試。

今年5月，宏勝集團發布聲明，不排除在近期推出全新的自有品牌，并為此次轉型做好了相關的準備工作。

外界對此解讀為“拋開國有股東，進一步‘去娃哈哈化’”。內核依舊是一脈相承的家族企業思想：寧可利潤體外流轉、結構非主流、運作不穩定，也要把品牌、產線、渠道牢牢握在家族手中。

值得追問的是，當脫離“娃哈哈”這塊金字招牌，宏勝集團能有幾分把握在如今競爭激烈的飲品市場，建立起全新的品牌心智？

于娃哈哈而言，結局真的會比與杭州國資精誠合作更好嗎？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宗慶后建立娃哈哈帝國的過程，是一個做大蛋糕的過程，天然容易獲得各方力量的支持。

而宗馥莉今天的改革，既要小心翼翼地拆除宗慶后遺留在娃哈哈肌理中的定時炸彈，還要在動蕩和競爭中建立起新的平衡。

和宗馥莉同齡的人，大多都玩過抽陀螺的游戲。當陀螺開始東倒西歪，本質上是因為它失去了速度。此時便需要順著它旋轉的方向抽一鞭子，補充動能。

宗澤后在和交流中，就談到“娃哈哈現在有三大難題。一是產品老化，二是渠道老化，三是人員老化。這些問題宗馥莉可能也看到了，但她沒有很好的對策。”

“如果娃哈哈國有股將她（宗馥莉）的股份收購，我倒愿意出場為娃哈哈振興出一份力。”宗澤后說。

現在，在各種風波中搖擺的娃哈哈到了需要注入動能的時候了。

這記補充動能的鞭子，最終會將旋轉的陀螺——娃哈哈商業版圖的制權——導向何方？

“誰才是娃哈哈真正的主人”這一問題的答案，或許就蘊藏在這一鞭的力道與方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