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I期病房（簡稱“中腫I期病房”）成立的第11年。這間國內首個醫院獨立管理的抗腫瘤新藥I期病房，恰與中國生物醫藥產業同頻共振，見證了中國生物醫藥從跟跑到領跑的歷史性跨越。2015年藥政改革破冰后，審評審批提速、ICH標準接軌、資本政策賦能，中國創新藥研發迎來黃金時代。作為這場變革的"拆彈部隊"，中腫I期病房從12張病床的拓荒者，成長為承擔160項研究的國際領跑者，并成功推動10款抗腫瘤新藥在國內外獲批上市，其變遷史正是中國醫藥創新生態進化的縮影。

2014年3月，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下稱“中腫”）成立了國內首個醫院獨立管理的抗腫瘤新藥I期病房（下稱“I期病房”）。一間不到10平方米的辦公室，四名醫生，十二張病床，構成了它最初的模樣。

中腫是新中國成立最早的四所腫瘤醫院之一，這里一年接待的門、急診量達187.7萬人次，年住院量達18.5萬人次。對于很多患者而言，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或許是更為熟悉的稱謂，但除了治病救人，很多創新藥的臨床試驗也在這里展開。

作為最早加入I期病房的四名醫生之一，現任中腫I期病房主任的趙洪云是重要的見證者和參與者。她在接受專訪時表示，2014年，國內藥政改革尚未開啟，創新藥研發的浪潮還未到來，選擇布局早期臨床試驗的機構鳳毛麟角。但在國際上，以MD Anderson癌癥中心、Dana-Farber癌癥中心等為代表的國外頂級癌癥中心已經設有獨立的I期病房，實施從I期到III期的全流程研發策略。

“國際上公認的新藥研發歷程，都是從I期、II期、III期臨床順序走下來，是非常流程化的。”趙洪云告訴，一家醫院如果想做III期的Leading PI（牽頭研究者），就應該先從I期做起。

十一年過去，中腫I期病房從籍籍無名成長為國內抗腫瘤新藥早期臨床試驗的標桿，見證了中國生物醫藥行業的崛起與變遷。如今，它的年住院量接近4000人次，在研項目超過160項，其中80%以上的項目都是1.1類新藥（境內外均未上市的創新藥），進口項目占比不到20%，成為中國創新藥研發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中腫I期病房團隊。圖片受訪者提供

“拆彈部隊”的誕生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進一步融入全球經濟體。與此同時，據《新英格蘭醫學雜志》2014年的一項數據，中國在2007～2012年間生物制藥研究的投資增加超過四倍，醫藥行業“創業潮”徹底點燃。

趙洪云回憶道，當時國內已有不少生物科技公司相繼成立，這些公司雖然擁有創新的藥物研發理念，但由于國內缺乏早期臨床試驗平臺，許多企業在推進早期臨床研究時面臨巨大困難。

“當時，許多抗腫瘤新藥甚至連進行臨床試驗的機會都沒有，更不用說進入市場了。”趙洪云感慨道。

與此同時，中國癌癥發病率逐年攀升，患者對高效、安全的抗腫瘤新藥需求日益迫切。然而，許多貴價靶向藥在國內的可及率極低。“無藥可用，無路可走”成為許多腫瘤患者的真實寫照。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腫的領導層決定邁出關鍵一步，于2014年3月成立國內首個獨立管理的抗腫瘤新藥I期病房。1間辦公室、5間病房、12張床位，以及4名醫生和若干護士，構成了最初的團隊。當時的醫生團隊包括張力主任、趙洪云教授、張陽醫生和馬宇翔醫生。

現任中腫I期病房主任趙洪云。圖片受訪者提供

中腫坐落于廣州市越秀區，先烈南路與東風東路在醫院兩側交匯，從地圖上看，它的輪廓又像一艘小船。

由于醫院空間有限，只能從已規劃的病房區域“擠”。趙洪云向回憶道，那時候劃好的地是很難搶的，但醫院領導層下了很大的決心，一定要建成I期病房。在努力協調了各方資源后，醫院最終從神經外科的病房中“挖出了一塊地”，中腫I期病房就這樣誕生了。

“當時條件十分艱苦，一間不大的醫生辦公室容納了所有醫生和護士長。”趙洪云稱，“我們中午就趴在各自的工位上休息，那時還沒有卡座。為了開會和討論病情，辦公室中間放了一張圓形辦公臺，工位則沿墻排列，大家都面朝墻壁坐著。”

條件艱辛還是次要的，回憶起當初被分配到I期病房時的感受，趙洪云坦言，盡管自己已有多年臨床研究經驗，但對從事早期臨床研究仍有些許抗拒。

“我們當時主要參與的是二期、三期臨床試驗，這些階段相對成熟，藥物研發也大多與國外同步進行，安全性更有保障。”她解釋道，而I期臨床試驗作為新藥研發的初始階段，從中得出的藥物安全性和有效性等數據不僅直接影響II期和III期臨床試驗的設計與規模，還對藥物的市場準入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硬幣的另一面則是，I期臨床試驗的試驗藥物多為創新藥，首次應用于人體，受試者面臨的風險較高，不良反應的發生也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

“我們把I期臨床研究比作‘拆彈部隊’，就好比一支大軍，如果你跟著大軍走，你心里就踏實了，但突然讓你不要跟大軍走了，給我打前頭去，當時心里面多少還是有點害怕。”趙洪云這樣形容當時的心情。

與普通I期臨床試驗不同，腫瘤I期臨床試驗的參與者并非健康志愿者，而是必須為腫瘤患者。中腫I期病房副主任醫師阮丹云向透露，這些參與新藥試驗的患者大多已處于癌癥晚期，且多數是在接受標準治療后病情仍未得到控制。

“這也意味著，腫瘤I期新藥臨床研究的風險更高，對病房管理和醫護人員的專業能力亦提出了更嚴格的要求。”阮丹云補充道。

從18項到逾160項

盡管內心有些發怵，但在徐瑞華院長為首的領導班子大力支持下，在I期病房首位主任張力教授的帶領下，趙洪云還是留了下來。她一路參與I期病房的建設，負責I期病房的日常醫療管理工作，現在已經是I期病房第二代負責人。期間，她主持和參與了100多項新藥臨床試驗，同時也與I期病房共同見證了國產創新藥的快速發展。

2014年5月，成立僅兩個月的I期病房承接了首個腫瘤創新藥項目——艾森醫藥研發的艾維替尼，這是國內首個原創的第三代EGFR靶向抑制劑。趙洪云告訴，艾維替尼項目當時擁有一個很好的契機，那時候全球首個第三代EGFR抑制劑奧希替尼尚未獲批，市場存在巨大需求，患者的入組意愿很高，項目進展十分順利。

最終，艾維替尼的臨床試驗結果發表于《胸部腫瘤學雜志》(Journal Of Thoracic Oncology)，成為I期病房的里程碑之一。

然而，僅憑一個項目的成功還遠遠不夠。趙洪云透露，當時國內創新藥發展仍處于早期階段，國產創新藥臨床項目整體偏少，加上中腫的I期病房剛成立不久，藥企不了解，找來的項目并不多。數據顯示，2014年，I期病房年住院量為529人次，在研I期項目數僅18項。

此外，由于是在動物實驗之后首次上人體，很多患者對于參加臨床試驗也會有不少顧慮，12張病床也曾出現收不滿患者的情況。

“當時我們團隊壓力很大，在中腫，12張床位是非常寶貴的資源，你要利用好不能空著。作為負責人，我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確保資源不被浪費。”趙洪云稱。

據介紹，當時I期病房能接到的項目并不多，其中80%來自跨國藥企，且多為3.1類新藥（即已在國外上市但未在國內上市的原料藥及制劑）。隨著國內藥企研發能力的提升，國產創新藥逐漸增多，這一局面才得以扭轉。

馬宇翔告訴，“早期我們承接的國際項目較多，但主要是橋接試驗，目的是驗證藥物在亞洲人群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這類試驗無需劑量爬坡，通常只需測試兩個劑量，可以說是簡化版的I期試驗。”

2015年8月，中國藥政改革正式啟動，藥品注冊流程簡化，審評審批效率提高；2017年，中國加入ICH（人用藥品技術要求國際協調理事會），國內藥品研發和臨床試驗標準全面與國際接軌；2018年，港交所推出了18A政策，允許符合條件的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在港股上市……一系列變革推動下，國內創新藥迎來了蓬勃發展期。

據醫藥魔方PharmaInvest和PharmaGo數據庫統計，自2015年以來，國內藥企融資事件和融資金額以及歷年首次IND（新藥臨床試驗申請）的國產創新藥的數量逐年增加，在2021年達到新高。此外，國內藥企也開始不斷開展注冊性臨床試驗和高質量的臨床研究。2021年，國內藥企開展的核心臨床數已經和美國大體持平，國產藥物的獲批比例接近一半。

乘著國產創新藥發展的東風，I期病房的項目數量、臨床研究入組數及研究成果逐年攀升。病房數量已從最初的5間擴展至現在的14間，床位數從12張增加至33張，幾乎全年滿負荷運轉。

截至2023年年底，I期病房已推動包括奧西替尼、恩沙替尼、特瑞普利單抗、伊匹木單抗等10個抗腫瘤新藥成功在中國/美國獲批上市；在研項目數從最初的18項增長至超過160項，包括肺癌、鼻咽癌、消化系統腫瘤、乳腺癌、淋巴瘤、頭頸部腫瘤、婦科腫瘤、骨腫瘤、泌尿系統腫瘤等多個瘤種。

與此同時，國內創新藥行業也取得了新的成就，2024年，國家藥監局全年批準上市創新藥48個、創新醫療器械65個；在研新藥數量躍居全球第二位，多款國產創新藥在全球上市。

練兵場與樣板間

十一年的時間，I期病房不僅實現了體量和規模上的跨越式增長，也在質量和學術影響力上樹立了行業標桿。據其披露，“十四五”期間，其First-in-Class（全球首創）新藥項目占比在全國腫瘤專科醫院中排名第一，成為國內最具影響力的抗腫瘤新藥I期臨床研究病房。

此外，與成立早期承接的國際項目多以橋接試驗為主不同，如今，I期病房不僅能夠參與創新藥的全球同步研發，甚至成為部分早期臨床試驗的主導者。以2024年趙洪云在ESMO大會（歐洲臨床腫瘤學會）上報告的一款ADC藥物為例，這款藥物開展的是國際多中心臨床研究，其中美國方面有三家中心參與，但藥企最終將Leading PI的頭銜給了中腫I期團隊。

“其實我們的起步稍晚，美國先開始了這項研究，但在I期病房入組的300多例患者中，美國僅入組了20例，中國則迅速入組了280多例。通常，藥企會根據各中心的貢獻決定由誰牽頭，最終他們將Leading交給了我們，因為中國的貢獻遠超美國。”趙洪云補充道。

站在新藥首次人體試驗的最前線，I期病房的這支隊伍始終保持著嚴謹的專業態度和高質量的臨床研究。趙洪云稱，“我們是專人專管，每個人都有明確的邊界感，完全按照GCP（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范）的標準執行。”

“新藥第一次上人體，我們需要觀察的細節非常多，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都要嚴格把控。這種環境下鍛煉出來的團隊，每個人都繃著一根弦，絕不會掉以輕心。”趙洪云舉例說，即使是病人報告“拉肚子”這樣看似普通的癥狀，團隊也會立即評估其狀態并進行分級，絕不會輕易放過任何潛在風險。

這種高度警覺的研究意識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源于多年的經驗積累和教訓總結。趙洪云坦言，過去10年里，I期病房也見證了許多新藥因毒性過大而研發失敗的案例。“新藥研發的成功率本身就很低，全球范圍內獲批率只有3%左右，但這些失敗也讓我們更加謹慎和專業。”

此外，趙洪云強調，整個醫院也為I期病房提供了極大的支持。例如，當單個科室面臨難以獨立完成的任務時，醫院會協調多個科室共同協作。此外，醫院還專門為參與臨床研究的患者開辟了綠色通道，讓這些患者可以享受優先進行CT、MRI等檢查的便利。

阮丹云也向補充道，“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為每位受試患者配備研究助理，并建立了醫患微信群，便于患者及時反饋情況并獲得專業指導。研究者和團隊也會密切關注患者情況，盡可能保障患者的安全。”

如今，I期病房不僅是新藥臨床試驗的“練兵場”，也是全國同行爭相學習的“樣板間”。據趙洪云介紹，每年都有很多來自科技部、衛生部以及兄弟醫院的同行來中腫I期病房參觀學習，許多醫院在參觀后深受啟發，專門派遣醫生前來進修，學習I期臨床試驗的整套流程。

“過去11年，我們接收了200多名進修醫生，他們學成后回到自己的醫院，也開始建立研究型病房，推動當地的新藥研發。”她表示。

而這種“傳幫帶”的模式，不僅提升了I期病房的行業影響力，也為中國創新藥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國創新藥的發展不能只靠某一個I期病房，而是需要大家聯動。”趙洪云強調。

作為華南地區腫瘤專科醫院的領軍代表，I期病房還依托中國抗癌協會牽頭成立了“抗腫瘤新藥I期聯盟”，希望通過聯盟的形式，推動行業內的資源共享和合作共贏。目前，I期聯盟已將國內多家腫瘤專科醫院和知名藥企納入其中，并連續多年參與舉辦I期高峰論壇暨I期聯盟年會，開展“抗腫瘤新藥臨床研究與創新藥物研發”等相關問題的探討。

不盲目追求“新”

一系列成就的背后，離不開中腫對創新與質量的追求。趙洪云告訴，很長一段時間內，國內許多藥企都熱衷于研發同質化的藥物，例如曾風靡一時的PD-1抑制劑，國產品種就多達十幾個。中腫曾承接多個PD-1項目，包括國際知名的K藥、O藥的橋接試驗，以及特瑞普利單抗、卡瑞利珠單抗等國產PD-1從I期到III期的臨床試驗，這些項目均由該院主導完成。

其中，特瑞普利單抗于2023年10月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準上市，成為國內首個成功出海美國的自研PD-1單抗藥物，也是美國FDA批準的首款用于治療鼻咽癌的藥物。趙洪云記得，當時美國FDA核查團隊曾在中腫駐扎了一周，對特瑞普利單抗I期臨床試驗的上百名患者的病例進行了全面審查，從知情同意書到質量控制，逐一嚴格核查。

“經過如此嚴格的核查后，他們沒有發現大的缺陷。能夠在如此大規模的試驗中保持高質量，這個是非常了不起的。” 趙洪云說，I期病房至今已承接了數百個項目，經歷了多次核查，包括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審評中心（CDE）和藥企的檢查，而美國FDA的核查無疑是最為嚴格的。

“但在完成了五六個PD-1項目后，我們決定不再承接類似的項目。因為毒性、瘤種反應大同小異，繼續做下去已失去創新意義。”趙洪云指出，當時I期病房資源有限，僅有少量病床和研究人員，如果一味跟風做重復性工作，不僅浪費資源，也背離了研究型醫院的使命。

“作為一家研究型醫院，我們的使命是引領源頭創新，而非重復他人的腳步。”趙洪云強調，“我們要做的是開拓者，是踩出一條新路，而不是沿著別人走過的路再走一遍。”

在項目的選擇上，中腫GCP機構（醫院或醫療機構中負責藥物臨床試驗的業務部門）制定了嚴格的標準：優先選擇具有真正創新性的藥物，尤其是“First-in-class”或“Best-in-class（同類最優）”項目，而非盲目追求盈利或企業規模。

“我們不能把自己物化為一個掙錢的部門，而是要堅持做有意義的創新。”趙洪云稱，“有些公司雖然規模小，但如果藥物本身足夠創新，且具備相關資質，我們也會合作。”

另一方面，創新并非盲目追求“新”，而是需要扎實的專業基礎和科學素養。趙洪云舉了一個例子：某公司在一期試驗中要求采集PK數據，但設計的抽血量高達八九百毫升，這意味著患者需在一兩個月內獻血四次。“這種設計顯然不合理，不僅對患者不負責，也暴露了公司在專業能力上的不足。”

“像這樣的企業，我們不會合作。”趙洪云強調，“創新固然重要，但科學依據和患者安全同樣是我們不能忽視的。”

馬宇翔也向強調，I期病房自創立以來，從最初在艱難環境中起步，到如今已積累了一定的行業口碑，業務范圍不斷擴大，但與此同時，臨床試驗的質量把控更需堅守。

“對于臨床試驗而言，質量是重中之重。我們必須確保品質管控不出錯，不損害受試者的權益。保護受試者的利益是我們的責任，所有操作都必須嚴格遵循規章制度。在此基礎上，效率同樣關鍵，我們不能浪費企業的資金資源。”他進一步表示，在這個行業中，將這些核心要素做得出色，別人自然愿意來找你。

中腫I期病房。圖片受訪者提供

尋找更好的藥物

在I期病房初建之時，趙洪云的壓力是如何填滿那12張病床。如今病床早已不再空置，新的挑戰也接踵而至。

趙洪云告訴，她目前的擔憂主要集中在科學研究的瓶頸上，是否還有更好的藥物出現。“比如靶向治療，近兩年在耐藥性方面并沒有取得重大突破。我們真正需要的是找到針對EGFR TKI三代耐藥后的四代藥物，但目前尚未取得突破性進展。雖然有許多新策略出現，但它們并非真正的四代藥物，更多是化療聯合策略或ADC策略。”

除了科研瓶頸，醫藥行業投融資整體下滑，研發投入減少也是一大挑戰。“這兩年經濟環境不佳，新藥研發的投入明顯減少。沒有足夠的資金支持，許多藥物即便在實驗室階段表現優異，也無法順利進入臨床階段，而科學家們的故事再完整，也難以轉化為實際的治療方案。”趙洪云無奈地說道，“包括我們在I期病房中需要回答的更多問題，做更多的轉化研究，也需要資金支持來進行，這些都是我們目前所擔心的。”

自2022年以來，生物醫藥行業進入資本寒冬，藥企融資難度增加，IPO數量減少，在臨床項目的開發與推進上也愈發謹慎。

I期病房也感受到了這股“寒氣”。過去，藥企在進行腫瘤新藥的I期臨床試驗時，通常會招募30至40例患者，以充分觀察新藥的療效和安全性。然而，如今的情況已大不相同，資金壓力讓藥企不敢再“冒險”。藥企對新藥臨床試驗的投入明顯縮減，有些臨床的患者招募數量銳減至10-12例。如果早期未能觀察到明顯的療效信號，藥企也會比以往更快速地放棄。

而這種變化不僅體現在患者數量的縮減上，也反映在適應癥和瘤種的選擇上。寒冬前的藥企在I期臨床試驗中更愿意嘗試新的適應癥和瘤種，以拓展新藥的應用范圍。如今藥企則對這類探索性試驗的態度變得保守，認為風險過高且資金消耗巨大，因此更傾向于選擇風險較低、成功率較高的路徑。

趙洪云也提到，這種寒氣在2023年、2024年尤其明顯。不過，到了2024年年底，情況又有了新的變化。她明顯感覺到，藥企們開始重新活躍起來。新的希望或許正在萌芽。

2025年1月，國家醫保局宣布將在年內發布第一版醫保丙類目錄，作為基本醫保藥品目錄的有效補充，丙類目錄聚焦因超出“保基本”功能定位暫時無法納入醫保目錄但創新程度很高、具有顯著臨床應用價值、患者獲益顯著的藥品。高價創新藥有望獲得更多的生存空間。

市場也有了回暖的跡象。證監會近期發布的文件中提到，將持續支持優質未盈利科技型企業發行上市。此外，瑞銀證券方面披露，2024年第四季度，國內醫藥行業的投融資規模環比上升了93%，2025年，國內市場的投融資規模有望繼續上升。

十一年彈指一揮間，這場始于方寸之地的變革，映照著國產創新藥的破繭與新生。站在新十年的起點，趙洪云的目光已投向更遠。她告訴，未來，I期病房將進一步提升臨床研究支撐能力，著力加強臨床研究人才梯隊的系統性建設，通過培養、引進與培訓優化結構；擴大臨床試驗規模，增設研究床位以滿足需求；同時以內部培訓為抓手，持續提升研究質量與管理效率。

新藥研發不是摘果，而是種樹。在醫藥寒冬與科研瓶頸的雙重考驗下，趙洪云強調，“I期病房未來仍將聚焦改變臨床結局的高水平研究，引進更具潛力的新藥項目，努力提高我們在創新藥物研發中的參與度，產出更加有效的治療手段。”

為病患尋找到更好的藥物，便是這一切的最終落腳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