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認為，從韓國的案例來看，出生率下降并沒有帶來雞娃現象的緩解，人們反而更加雞娃。

01 生得越少，卷得越狠

2018年，一部電視劇《天空之城》風靡韓國，成為當年的“現象級韓劇”，收視率一度超過《請回答1988》。

這部劇講的是上流韓國人為高考而瘋狂的故事，雖然劇中的人物是韓國頂端0.1%的家庭，但是他們依舊為子女的升學而焦慮，甚至做出瘋狂的舉動。

比如劇中金牌升學協調員金珠英為學生們制定了的升學密集嚴苛到令人發指，光是學習不同科目的燈光都有講究——學習數理化，需要8000k左右的冷光；學習音樂、美術等，需要2000K左右的黃光；要背誦的科目，需要4000k的中性光。

而這么做的目標只是為了讓學生能夠考上合稱為SKY的韓國三大名校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

要知道，《天空之城》反映的是現實中韓國富人區首爾江南區的家庭為了子女升學的現狀，在一般人的眼里這些家庭還能為孩子兜底。

而對于廣大的普通韓國人來說，雞娃的情況更加嚴重。根據韓國教育部和統計廳的調查，2022年韓國小學、初中、高中的學生的課外輔導總參與率達到了78.3%，其中首爾的課外培訓比例更高達84.3%。

而在這種現象的背后，韓國是一個低生育率、教育資源充足、政府也推行寬松教育的國家：

韓國生育率從20世紀80 年代就開始下滑，1984 年韓國生育率降至 1.74。 2015 年達到1.24， 2023 年更是降至 0.72，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

與此同時，韓國的教育資源非常充足，和中國比較，中國人口是韓國的30倍，但大學數量卻不到韓國的10倍，韓國大學的入學率接近80%，是個人就能上大學。

再加上韓國早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就告別了經濟高速增長的時代，目前每年的GDP增速在2%-3%之間，大學學歷在求職中的含金量早已經下降。

根據韓國統計廳的數據，韓國全體就業者2841.6萬人中，大學以上學歷達1436.1萬人，占比50.5%。按照一些韓國人的說法，街頭小販人人也都有大學學歷。

從韓國政府的角度來看，多年來也一直不希望家長“雞娃”，1974年韓國推行“平準化教育”改革：取消“公、私立”學校之分，取消初、高中入學考試，中小學生就近入學，教師 5 年輪崗均衡師資，廢除精英高中，統一轉為普通高中。希望大幅度減輕了學生、家長、學校的壓力。

然而，這些舉措下韓國人的雞娃程度不僅沒有下降，反而越來越嚴重。舉個例子，1980年韓國只有13%的小學生、20%的初中生、26%的高中生上課外輔導班，但到了2023 年韓國參加補習班的小學生、初中生和高中生占比達到了 86%、75.4% 和 66.4%。

在韓國有“四當五落”的說法，意思就是每天睡4個小時，才能考上好大學，睡5個小時就會落榜，堪稱“只要學不死就往死里學”。

在中國房貸是許多家庭最大的開銷，但是在韓國課外培訓費用占比更高，有媒體統計，在韓國收入前20%的家庭中，有13至18歲子女的家庭每個月孩子的補習教育相當于全家人吃飯+房租/房貸+水電費的總和。

02 韓國的雞娃運動沒有停止？

韓國人不缺學上，上高中上大學都很容易，大學學歷也帶不來很高的回報，韓國人還是極端的雞娃，看起來似乎很反常。

但如果深入研究，就會發現韓國的這種現象其實也有原因。

“要不要雞娃，不是看平均回報，而是最高回報。”李飛飛認為，韓國人之所以要雞娃，不是簡單要孩子考上大學，而是要考上前面提到的SKY頂級名校。

在韓國社會里，這些頂級名校的學歷是敲開三星、LG等大公司求職大門的最簡單的途徑，堪稱職場“直升機”。

韓國人之所以最求大企業，因為這些大企業的薪資要遠高于一般的企業，以三星為例，據韓國 CXO 研究所發布的報告顯示，2023 年三星電子員工人均年薪約為 1.2 億韓元（約合人民幣65萬元），是韓國年收入中位數的三倍多。

“在中國，可能很多人無法理解韓國人對大企業的狂熱。”李飛飛解釋，雖然中國頂級的企業比如阿里、騰訊、字節這些企業的薪資也遠勝一般企業，但頂級名校的學生們也不是人人都非騰訊、阿里不去。

她認為，這里面有一個重要的區別在于兩國頂級名校大學生去大企業的難度問題——在中國的頂級名校中也只有少數人才能到騰訊、阿里工作，但是在韓國SKY的畢業生幾乎人人都可以去這些大企業工作。

韓國SKY大學的學生基本上處于供不應求的狀態，據了解韓國排名前30名的“大手企業”，每年校招的數量大約占應屆畢業生的6%，而SKY每年的畢業生人數還不到應屆畢業生的3%，堪稱“僧少粥多”。

所以對于韓國人來說，只要卷上了SKY，那么就意味著人生的起點有了保障，對于一個普通家庭來說，有這樣的上升通道是一個巨大的誘惑，卷是一個很有性價比的選擇。

另外一個出人意料的地方在于，韓國政府的“平準化教育”，也是促成補課風氣的重要原因。

當學校無法提供競爭優勢時，課外培訓成為必選項。李飛飛提到，因為推行平等教育，上初中高中不需要考試，導致韓國學生在學校里很輕松但是頂級大學又很難進入。

所以為了能夠超越其他學生，家長們開始讓學生上補習班，“如果自己的孩子不上補習班，就導致上好大學的幾率變小，所以每個人都卷起來了。”

她認為，相比之下，中國由于初中、高中的篩選機制，加上學校學習本身功課繁忙，學生沒有必要也沒有時間參加課外補習，所以雞娃程度反而只集中在低齡階段。

03 韓國雞娃教育對中國的啟發

新商業派向多位教育行業人士咨詢，一種普遍的判斷是中國的雞娃教育可能難以在很快停止，反而在發達地區有短時間有加劇的趨勢。

“生育率降低和停止雞娃之間并沒有強相關。”一位教育專家表示，甚至由于每家都只有一個孩子，反而強化了家長們“雞娃”的動機，希望傾注更多的心血，花更多的錢在教育投資上提升孩子未來競爭力。

在生育率僅0.72的韓國，獨生子女家庭占比超過60%。這類家庭往往將全部資源投入唯一子女的教育，形成"全家庭托舉一個孩子"的極端模式。

正如韓國首爾的課外補習率要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在中國生育率更低的一線城市和富裕地區，雞娃的現象要比生育率更高的農村地區嚴重——這不僅是因為家長們更有錢，更重要的是家長們無法分散投資。

李飛飛也指出，從韓國的案例中可以給我們一個啟發，在兩種情況下雞娃現象不會消失：

第一，雞娃能夠帶來巨大的經濟回報甚至改變階層，比如名校文憑與大企業職位綁定度加深。大廠人工智能崗位大學生的起薪是社會平均收入的幾倍，那么一定有大量的人去卷。

在韓國考上頂級名校意味著至少能夠成為中產階級。而在歐美國家，沒有讀過大學的人收入和大學畢業生差距沒那么大，藍領工人平均收入甚至超過大學畢業生，所以人們卷的欲望就會降低。

第二，社會沒有托底保障，大眾面臨失業恐懼。有數據表明，韓國青年失業率每上升1%，補習班報名率就增加2.3%，"恐懼失業-投資教育"就會無限循環。

“西方國家為什么普遍沒有中國和韓國這樣卷，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社會福利和保障比較完善。”她認為，如果沒有基本的社會福利和保障進行兜底，人們就沒有躺平的選項。

以美國為例，失業者后可以領取26周左右的失業金，金額通常為原工資 50% 左右，在經濟危機等特殊時期，領取期限可能會延長，如在 2008 年金融危機后，部分州的領取期限延長至 99 周。

而德國人如果失業可以領取原工資的 60% - 67%失業金，而如果失業金領取期滿后還找不到工作，還可以申請原工資50%的失業救濟金，來保障基本生活需求。

而從更長的時間維度上，多位教育專家認為，未來中國的雞娃現象可能會逐步停止或者形態轉變。

但是這些變化背后依然有大前提，不僅需要經濟結構的優化，更重要的是社會保障的全面鋪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