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體育產業生態圈 孟橋

編/ 李祿源

巴黎奧運會開幕式運動員乘船進場環節中，一支特殊的隊伍被安排在了希臘之后，于第二位出場。他們沒有統一的國旗，手中揮舞的是奧運五環旗，他們膚色不盡相同，語言也各有區別，他們就是奧運難民代表團（Refugee Olympic Team）。

從8年前的里約奧運會，到東京、再到巴黎，難民代表團已是第三次集結，并且人數達到了37人，將參加12個項目的比賽。只是，如今回頭再看這支一度象征希望和崇高體育精神的奧林匹克隊伍，似乎也顯露出了不少的問題。

巴黎奧運會開幕前，奧運村里，難民代表團成員聚集于此。在新落成的奧林匹克休戰墻前，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與難民代表團成員進行合影。照片中我們可以看到，運動員們展示的旗幟和圍巾，上面印著「給和平一個機會」的字樣。

圖源：IOC官網

作為難民代表團的隊長，運動員馬索瑪·阿里·扎達作為代表發言。她表示，難民代表團講述的是1.2億流離失所者的故事。此時此刻在奧林匹克旗幟下，他們將重拾自尊，團結起來。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發布的報告，2023年全球有超過1.2億人被迫流離失所、淪為難民，這個數字增長之快引發多方震驚。世界上很多組織關注到了這一人群，其中就包括國際奧組委（IOC）。

本屆巴黎奧運會，來自11個國家的37名運動員組成了2024年巴黎奧運會的難民代表團，會參加包括柔道、游泳、跆拳道、獨木舟、射擊等在內的12個奧運項目——這是奧林匹克難民代表團自2016年首次成立以來，參賽人數最多、參與項目最廣的一次。

圖源：IOC官網

更重要的是，在巴黎奧運會上，難民代表團首次擁有了屬于自己專屬的隊徽。這支由全世界各地難民組成的特殊隊伍，一度代表了人類文明的進步，構成了現代體育承擔起人文關懷責任的重要標志。

奧林匹克難民代表團隊徽 圖源：IOC官網

其實早在2015年，國際奧組委就開始了對全球難民問題的支持與關注。2016年3月，巴赫宣布成立首支奧林匹克難民代表團登上里約奧運會；次年9月，奧林匹克難民基金會成立，長期支持難民問題。

從2016年難民代表團首次成立至今，已經過去了八年——八年間，難民代表團的規模從最初的10人增加到了37人；八年里，全球錄入統計的難民人數，也從1900萬增長到了超過1.2億人。

奧林匹克給出了自己的行動。但戰爭、沖突、自然災害……世界范圍內的難民問題，顯然不是奧林匹克難民代表團能夠解決的事情。

更何況，八年至今，象征著希望和崇高體育精神的難民代表團，自己也開始顯露問題。

找一群純粹的人，給他們一張「上岸」的船票

在世界的眼中，難民有著兩種形象：在多數人眼中，他們是受害者、戰爭的犧牲品；在接納難民的東道主國眼中，他們則是問題的制造者。世界同情難民、幫助難民，但同時世界也沒有停止制造難民。

正因如此，2016年里約奧運會上的首支難民代表團才顯得如此有意義——它不僅從體育的角度呼吁世界關注難民問題，更重要的是它賦予了難民在受害者與問題制造者之外，一個全新的身份：運動員。

可以說，國際奧委會當時將最純粹的愿望寄托在了那10個人組成的難民代表團上——他們不為國旗而戰，不代表任何民族，只承載體育精神。

要知道，這對于國際奧委會來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現代奧林匹克的價值觀正是圍繞著民族愛國主義構建起來的，而無旗無徽無籍的難民運動員們，只代表難民的身份和階級。從某種程度來說，這打破了奧運會傳統的價值框架。

也正因如此，國際奧委會需要一支白璧無瑕、由純粹的運動家組成的難民代表團。而最初的難民代表團也的確展現出了令人動容的運動家精神。

尤斯拉·馬爾迪尼 圖源：UNHCR

尤斯拉·馬爾迪尼（Yusra Mardini）是一名敘利亞游泳運動員，她在2015年逃離家鄉戰亂，從黎巴嫩輾轉土耳其，再乘皮劃艇前往希臘。包括馬爾迪尼在內，那艘原本只能承載六七人皮劃艇上一共擠進了20名難民。

駛經愛琴海，發動機突然罷工，但這艘船不敢停下來，包括馬爾迪尼在內的4人跳入海水中，推著皮劃艇拼命游了三小時，最終成功抵達希臘。馬爾迪尼成為了2016年里約奧運會上那支難民代表團的一員，后來又擔任了東京奧運會難民代表團的旗手。

即便參加的兩屆奧運會成績都算不上好，但馬爾迪尼還是迎來了令人欣慰的結局。2017年，她與安德瑪達成簽約；2022年，她和姐姐的勵志故事被改編成電影進行上映；2023年，成為福布斯30名30歲以下精英榜中的一員，還成立了自己的馬爾迪尼基金會。

她的故事令人動容，也符合國際奧委會最初的設想。但唯一的問題在于——成功「上岸」，蛻變成精英的馬爾迪尼，還能代表「難民」嗎？

難民代表團，底層訴求上的矛盾結合體

馬爾迪尼的名字，已經不在2024年巴黎奧運會難民代表團的名單當中了。

講述她的故事，我們并不是想要否定運動員通過體育追逐個人成功和財富的行為，只是想探討：國際奧委會為難民提供資源和幫助，讓他們組成一支隊伍參加奧運會，這樣的設計在底層邏輯上是否就存在一些根本的矛盾？

設身處地，難民在獲得資源后第一時間思考的，一定是如何擺脫「難民」這個身份，而不是長久延續這樣的人設，繼續生活在社會底層——在難民代表團的設計上，國際奧委會與難民的訴求出現了錯位。

首支奧林匹克難民代表團 圖源：IOC官網

國際奧委會想要的是能夠代表奧運價值觀、人道主義精神的象征與符號。而難民們想要的，只是出路。結果就是，成功「上岸」的難民不愿、或者說無法在國際奧委會的語境下繼續扮演難民身份，這顯然與難民代表團設立的初衷相悖。

要理解這種矛盾，我們不妨也站在難民的角度，去看看馬爾迪尼的成功。

馬爾迪尼之所以能夠迎來美好的結局，是因為她的故事足夠具有傳奇性，加上自身姣好的形象，為她帶來了聚光燈效應，吸引到了資本市場的注意。但這樣的故事，卻不具備可復制性。

我們都不用去探討其他難民想要得到與馬爾迪尼同等關注，需要怎樣的「天時地利人和」，最基本的現實就是，除了「難民」標簽能夠給他們帶來的普世同情之外，限于成績，他們在比賽中能夠獲得的鏡頭少得可憐。

與此同時，難民運動員在待遇上也面臨著不平等的對待。

來自南蘇丹的長跑運動員多米尼克·洛巴魯（Dominic Lobalu）曾向《時代周刊》透露，難民運動員被管理層告知不允許談論金錢，作為難民他們應該接受所能夠擁有的一切，無論是否有獎金——因為他們「只是難民」。

因為不平等的待遇，洛巴魯選擇逃離訓練營。擔心他的行為會鼓勵其他難民追隨，洛巴魯被剝奪了以中立身份參加重大比賽的資格，也包括今年的巴黎奧運會。

戰爭讓洛巴魯失去了國籍和家鄉，現在，他僅存的運動員身份也危在旦夕。這是訴求矛盾之下，所造成的新的悲劇。

多米尼克·洛巴魯圖源：RunUp

而當體育和奧運被更多地只是視為逃離苦海的工具，手段便也不再重要。一些難民運動員開始走上歪路。

與馬爾迪尼同為兩屆奧運會難民代表團成員的1500米田徑運動員安杰琳娜·洛哈利斯（Anjelina Lohalith），在賽場上與前者有著相近的成績——里約奧運會上，馬爾迪尼在在100米蝶泳比賽45名運動員中排名第41，洛哈利斯則在首輪1500米比賽41名選手中排名倒數第二。

但在后續發展境遇上，二者卻有著天壤之別——馬爾迪尼現居德國，完成了階級躍遷；洛哈利斯卻只能生活在肯尼亞，繼續著難民的身份。

為了「上岸」，洛哈利斯觸碰了紅線。

2024年5月1日，就在國際奧委會確定巴黎奧運會難民代表隊名單的兩天前，洛哈利斯因服用興奮劑被禁賽。過往因同樣原因被禁賽的，還有多米尼克·阿蒂奧爾和福阿德·伊巴夫迪爾，他們統統失去了參賽資格，后者如今在國際奧委會官網上甚至已經查無此人。

再看馬爾迪尼的社媒，已經完全脫離了「難民」的出身設定

從體育精神和公平競技的角度出發，運動員服用禁藥是絕對不能被容忍的行為。但如果僅從難民自救的角度去看待這些人的故事，卻也無法不感嘆其中的悲劇性。

當被寄予希望的人們親手粉碎希望，到底是哪里出了問題？

體育無法化解的悲劇

重新審視幾位運動員的遭遇，這種悲劇的誕生絕非出自國際奧委會的不作為。因為在將近十年的時間里，他們確確實實在難民運動員身上進行了不小的投入：

2015年，設立200萬歐元援助基金，向難民和17國奧委會代表提供幫助；

2016年，與聯合國合作，成立首支難民奧運代表團，負責所有運動員的一切開銷；

2017年，成立奧林匹克難民基金會，開始在難民營和難民集中地區建立安全、基本的體育設施；

近年來持續與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UNCHR）合作，設立難民運動員獎學金項目，以資助難民運動員……

但這些舉措并未能滿足國際奧委會最初的愿景。由于訓練環境和條件的差異，難民運動員很難在賽場上成為焦點，那些成功「上岸」的運動員無法繼續代表難民，而現有的難民運動員也不再白璧無瑕——前文提到過的三名被禁賽運動員中，就有難民運動員獎學金得主。

奧林匹克難民基金會

難民代表團無法化解難民的悲劇，也越來越難承載奧運會想要的那些價值和意義。國際奧委會最初為難民奧運代表團設置的系統，正在面臨故障。歸根結底，還是雙方考慮的事情并不在同一個維度上。

從難民的角度來出發，他們想要的很簡單也很直接：逃離煉獄。對于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來說，對生存的需求完全決定了他們的行為導向，為了達成這一點，他們可以扮演任何他人需要的角色，且絕不僅限于運動員這一身份——甚至站在更高的視角上，體育運動對難民而言是奢侈、甚至自私的行為，因為這需要消耗更多的資源，并占用生產時間。

國際奧委會通過難民代表團，想要的是體育精神和人道主義關懷，但賽場上的自我實現與最底層的溫飽生存需求無疑相距甚遠。

國際奧委會的初衷是美好的，但他們對待難民問題的態度卻是居高臨下的。從一個例子，就能看得出來——

難民運動員獎學金有著很明確的獲取資格規定：運動員需要是各自項目的精英選手，同時必須是被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UNCHR）認可的東道國難民。國際奧委會執委會將根據運動成績以及運動項目、性別和地區的均衡代表性，決定最終的奧運代表隊名單。

「精英選手，認證難民，成績，權衡篩選」

「更高，更快，更強，更團結」

放在難民身上，多少顯得有些黑色幽默。

想要獲得這筆資助，意味著一名難民需要在戰爭的炮火和苦難的生活之間尋找空檔，專注一項運動成為精英選手，并成功逃亡到一個愿意接納他的東道主國家。限制條件越多，就意味著最終能夠實現的人數越少，截至今年4月，獎學金計劃的受益者僅為74人。

圖源：IOC官網

我們無法否認，任何事物一旦需要依托體育的平臺去加以實現，就必須遵循一定的體育規則。我們也無法質疑，國際奧委會推動世界關注難民問題、支持難民尋求更好生活環境的誠意。

畢竟，僅在去年12月的全球難民論壇上，國際奧委會就承諾為難民提供4500萬美元的「聯合體育承諾」資金，而他們類似的舉措還有許多。

但組織國際難民參加奧運會，看起來多少都像是組織戰爭國家難民營中的孩子打籃球，確實在表面上豐富了他們的生活，只是這些行為本身無法為難民們解決他們最需要、也是最基礎的生存需求。

體育能夠為人道主義關懷做出貢獻，只是它更大的價值，似乎應該是對那些有能力施以援手的人，產生呼吁作用。

圖源：IOC官網

1985年7月，一場名為「拯救生命（LIVE AID）」，旨在為埃塞俄比亞饑荒籌集資金的大型搖滾演唱會在倫敦和費城舉行，持續16個小時的演唱會共計吸引了全球近15億觀眾觀看，并募集了8000萬美元的款項——那場義演后來也被無數音樂愛好者稱為「人類史上最偉大的演出」。

放到體育世界，以全球最大的體育賽事作為平臺，將來自個人的同情心匯集、轉化為共同責任感，并以此激發各國公權力對難民問題重視，最終采取更多行動，緩解國際難民問題，這也應該是奧運會之于人道主義援助的最大價值體現。

只是，國際難民問題的緩解放之于任何一個組織，都需要一段漫長且艱難的歷程。我們無法苛責已經在行動的國際奧委會，同時我們也期待更多力量的匯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