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近日發布一篇關于所謂中國“曼哈頓工程”、EUV光刻機與半導體突圍的報道，看起來信息量極大，細節密集，人物、時間、技術路徑一應俱全，讀完之后很容易給人一種“證據確鑿、真相浮出水面”的感覺。但如果稍微拉開一點距離，就會發現，這恰恰是西方主流媒體最常見、也最成熟的一種敘事方式：它所提供的事實未必是假的，但它引導你得出的結論，卻未必成立。

這篇報道最值得警惕的地方，并不在于它說了什么，而在于它是怎么說的。路透社非常擅長通過“真實信息的排列組合”，讓讀者在不知不覺中完成作者希望你完成的聯想。文章中出現的大量“知情人士”“接近項目的人”“了解情況的工程師”，再配合具體到年份、地點、設備尺寸乃至個人履歷的描述，很容易讓人誤以為，這背后存在一條嚴密、完整、已被驗證的證據鏈。但事實上，文章中真正被直接證明的內容非常有限，更多的是一種邏輯上的“暗示”。

以文中提到的林楠為例。路透社特別點出他曾擔任ASML前光源技術主管，隨后又提到華為招聘ASML在荷蘭的華裔員工，緊接著把這些內容放入“中國逆向工程EUV光刻機”的整體敘事之中。這樣寫的效果，是讓讀者自然產生一種聯想：這些人事流動，是否與逆向工程、甚至技術竊取有關？但問題在于，文章并沒有給出任何直接證據證明這種因果關系。林楠的工作單位并非華為，報道中也沒有證據表明華為招募ASML工程師的目的就是為了逆向工程ASML的EUV設備，更談不上證明這些行為與所謂“間諜活動”存在必然聯系。這里發生的，并不是事實推導，而是敘事引導。

在技術層面，文章對“逆向工程”的強調，本身也帶有明顯的誤導性。逆向工程在高度復雜的工業系統中，從來不是決定性手段。真正卡脖子的，并不是你能不能把一臺機器拆開，而是你永遠無法通過拆解獲得那些最關鍵的東西：長期運行中積累的真實數據、工程師在無數次失敗中形成的調試經驗、以及大量隱含在流程和細節中的know how。這些才是ASML花了近二十年時間、投入數十億歐元才逐步建立起來的核心能力。

即便退一萬步說，某種意義上的“原型機”真的存在，也并不意味著問題已經被解決。就像C919已經成功首飛，但在發動機和關鍵零部件上依然面臨現實制約一樣，光刻機對高端零部件和供應鏈的依賴程度只會更高，而不是更低。EUV光刻機整機包含超過十萬個零部件，牽涉五千多家供應商，軟件代碼量以億行為計。它不是簡單的組裝工程，而是在納米級精度下，讓光學、機械、材料、控制、軟件等多個子系統實現長期穩定協同的系統工程。機器造出來只是開始，真正的難點在于調試和調校。工程師需要同時優化成千上萬個參數，應對大量事先無法預料的問題，而這些能力只能來自長期、真實的運行經驗，而不是逆向拆解。

路透社在文章中也提到了德國蔡司這樣的關鍵供應商，以及中科院長春光機所在光學系統方面的進展。這些內容并非虛構，但同樣沒有提供任何新的、實質性的證據來證明中國已經跨越了關鍵門檻。業內對這些差距本就心知肚明，把它們重新包裝進“突破敘事”中，更像是一種情緒化的放大，而非冷靜的技術判斷。

整篇報道還試圖通過“化名工作”“高度保密”“二手設備”“中間公司”等元素，營造一種近似諜戰的氛圍，暗示中國正在系統性地對ASML設備進行非法逆向工程，甚至從事間諜活動。但通篇看下來，幾乎找不到任何一條經得起嚴格推敲的硬證據。存在技術攻關的嘗試，并不等于存在違法行為；存在原型機探索，也不等于存在侵權復制。這些之間，并沒有被證明的必然邏輯關系。

更有意思的是，路透社引用的核心人物之一林楠，其真實觀點恰恰與文章所暗示的方向相反。林楠在觀察者網的心智對話節目中曾明確表示，單純的復制并不構成真正的挑戰，很多時候只是浪費工程師的時間。前人已經走過的路，再原樣重復一遍，并不能帶來真正的能力提升。如果要做，就必須用不同的方法，走出自己的技術路徑。量產能力和長期運行能力，終究要靠自己從頭搞明白，而不是寄希望于逆向工程。這背后需要的是完整的產業生態、供應鏈協同和持續投入，而不是幾次“成功拆解”。

從更大的邏輯上看，這也是路透社這篇報道最站不住腳的地方。無論實驗室里是否存在所謂的“中國版曼哈頓工程”，只要技術路徑是建立在侵權和封閉之上，它就不可能真正成功。中國造光刻機的目的，是為了造芯片；造芯片，是為了生產手機、服務器和各種電子產品；而這些產品，最終是要進入全球市場、賣給全世界的。如果一項技術是靠侵犯他人知識產權、靠灰色操作“搞出來的”，它就不可能獲得產業鏈合作伙伴的信任，也不可能在商業體系中長期存在。沒有生態支持的技術突破，最多只能停留在樣機和實驗室階段。假如真的有一個“中國版曼哈頓工程”，也一定不是用這種方式為國鑄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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