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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阿維塔12四激光版駛下位于重慶的生產線,成為中國長安第3000萬輛中國品牌汽車。數字本身令人印象深刻,但真正讓人驚訝的是達成這個數字的速度變化:從0到1000萬輛,耗時30年;從1000萬到2000萬輛,縮短至7年;而從2000萬到3000萬輛,僅用了4.5年。
這速度曲線陡峭得不像一家“傳統車企”。在“新勢力”以互聯網速度顛覆一切、傳統巨頭屢被質疑“船大難掉頭”的敘事里,中國長安汽車以科技創新和長期主義完成了一次靜默而迅猛的“三級跳”。
從這個視角來看,中國長安汽車的3000萬輛不僅是規模的疊加,更像是一個樣本——一家傳統巨頭,如何在不動聲色的組織變革中,完成了動力系統的徹底切換。
一場“反共識”生存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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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的“第一跳”,花費了漫長的30年。上世紀80年代,它從軍工轉民用,生產出中國第一批微型車,填補了市場空白。這階段的關鍵詞是“生存”與“規模化”,核心邏輯是抓住短缺經濟下的普及紅利,解決“有沒有”的問題。在當時的產業環境下,這是最務實的選擇。
真正有趣的是第二次起跳。2014年,當長安達成首個1000萬輛時,中國車市已進入微增長時代,但SUV細分市場紅利爆發。多數同行選擇押注單一爆款、快速收割市場。長安卻做了一件“反共識”的事:一邊抓住市場紅利,另一邊開始“勒緊褲腰帶”搞自主研發。
“每年銷售收入的5%投入研發,其中10%作前瞻性技術研究”,這在利潤至上的年代,這種投入被不少內部人士視為“遠見”,也被外部視為“負擔”。然而,正是這份遠見,為中國長安埋下了關鍵的“技術火種”。2006年,長安在意大利都靈正式建立歐洲設計中心,這也是中國首個在海外設立研發基地的車企;2011年,意大利都靈設計中心打造出長安首款全球戰略車型第一代逸動。
當行業還在爭論“市場換技術”是否可行時,彼時的長安已默默搭建起全球研發網絡的雛形,通過自主創新來增強自身核心競爭力。這種戰略定力,本質上是與短期主義的對抗。它選擇了一條更慢、更重,也更難被模仿的路徑。
第三次起跳的加速度,則是對這次“反共識”投入的兌現。2017-2018年,當電動化、智能化浪潮真正拍岸而來時,長安已非赤手空拳。它迅速發布新能源“香格里拉”計劃與智能化“北斗天樞”計劃,并在接下來幾年孵化出了阿維塔、深藍汽車、長安啟源三大全球數智新能源品牌。此后,其戰略版圖進一步拓展——2023年,長安發布全球化“海納百川”計劃,立足中國,向全球五大區域市場縱深推進。從表面看,這是對時代的順應;從內核看,這是一場準備了十余年的“技術產能”集中釋放。
光環下的“科技投入
當聚光燈打在3000萬輛的數字光環上時,我們更應潛入水面之下,審視這一速度背后,究竟是由什么在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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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不單是工廠流水線,也不是營銷戰,而是一套層層遞進、系統布局的技術體系。
技術投入的“金字塔結構”是理解中國長安汽車科技戰略的關鍵。塔基是每年不低于銷售收入5%的持續性研發投入,過去十年智能化領域超600億元的累計投資,構筑了基礎研究的“壓艙石”。塔身是全球化研發布局,“六國十地”的研發網絡并非地理上的簡單鋪陳,而是人才、數據與創新文化的全球節點化配置。意大利都靈的設計美學、德國慕尼黑的底盤技術、美國底特律的動力系統經驗,以及中國本地的軟件與AI人才,正在被重新組合。
塔尖則是那些指向未來的“錨點技術”。中國長安汽車布局的固態電池、端到端智能駕駛、AI大模型在座艙與駕駛的應用,乃至人形機器人與飛行汽車的遠期規劃。這種布局意味著,中國長安汽車的科技思維已從“解決當下工程問題”轉向“定義未來出行生態”。
但有了技術,不等于能打贏市場。真正的考驗在于:這些技術能不能“擰成一股繩”?
在第三次創業階段,長安手握“三大計劃”——新能源“香格里拉”、智能化“北斗天樞”、全球化“海納百川”。這三大體系能否像齒輪般精密咬合,而非各自為戰,是決定其科技勢能能否轉化為市場動能的核心。
所謂協同,就是讓電池技術與智能座艙對話,讓智駕系統和全球各地的路況、法規、用戶習慣對接。今年九月,中國長安汽車在第五屆科技生態大會期間正式發布全新智能化品牌“新長安·新安全——天樞智能”。它不是在堆砌功能,而是試圖把智能駕駛、座艙、底盤等技術,整合成一套“行車安全、身心健康、情緒安心”的完整體驗,將安全的范疇,從傳統的被動物理防護,系統性拓展至主動的行車保障、座艙健康與心理安適的全維守護。這背后,是每天仿真測試超過330萬公里的數字實驗室,是能模擬全球極端天氣的光照實驗室——一套看不見的“數字基座”,在支撐著一切。
當然,中國長安汽車也面臨所有技術型公司共同的“戰略選擇題”:自研還是合作?
長安選擇了一條“全棧自研與開放合作”并行的務實路線:電池、平臺架構等核心領域堅持自研,以掌控“靈魂”;在智能駕駛、生態應用等長尾領域,則與華為、寧德時代等行業頭部企業深度綁定。這種“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策略,平衡了技術可控性與創新節奏。然而,如何確保在開放合作中不被“管道化”,持續保持在技術定義與集成上的主導權,是持續的考驗。
而真正的遠見不止于應對當下的選擇,更在于對未來的選擇。固態電池的產業化進程、L3級以上自動駕駛的法規落地速度、AI大模型在車端應用的真正價值拐點,都存在不確定性,中國長安汽車已將目光投向更遠的“未來出行”場景——計劃在2028年量產人形汽車機器人,并在2030年推出可實現商業化運營的航線飛行汽車。這個布局不僅在于技術儲備本身,更在于其作為“科技燈塔”的價值,為公司提前占據關鍵的生態位,本質上是在為下一個十年的產業變革投下“戰略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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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大型企業的科技化轉型,本質是一場資源分配、組織文化和戰略耐心的系統性工程。所以,中國長安汽車的“加速度”背后,其實是一場系統工程的初步勝利——它不只是某幾項技術的突破,更是從戰略投入、全球布局、技術整合到生態合作的體系化推進。
規模化之上的新野望
達成3000萬輛,對中國長安汽車來說,絕非終點。掌聲之后,真正的“硬仗”才剛剛開始。
銷量規模的光環之下,如何實現利潤結構的優化與品牌價值的躍升,是衡量其轉型是否徹底的關鍵標尺。持續的海量研發投入需要更為健康的利潤造血能力來反哺,如何讓高端化帶來的溢價,穩健覆蓋其在固態電池、AI大模型等前沿領域的探索成本,是一場關乎長遠發展的財務平衡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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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長安汽車已證明其規模能力,尤其是在新能源賽道,已構建起阿維塔、深藍汽車、長安啟源三大全球數智新能源品牌,也有不斐的市場表現。但下一階段的命題,是從“賣得多”轉向“賣得精、賣得貴”。阿維塔品牌向上突圍是一次重要嘗試,其定位“原創、智能新豪華”,產品線覆蓋20萬至70萬元區間。剛剛下線第3000萬輛的阿維塔12四激光版,以全系標配華為激光雷達、寧德時代增程電池等硬核配置,將激光雷達與高端電池兩大核心科技帶入30萬級豪華轎車的主流配置范疇。這場競爭遠不止于硬件參數,更是品牌敘事、用戶社群運營與全生命周期服務體驗的體系化對決。
當視線從利潤表移向全球地圖,海外銷量占比超30%的目標,意味著全球化不再是可選項,而是生存與發展的大考。
在東南亞等市場,中國長安汽車憑借精準的產品定位已取得突破,深藍S05連續多月在泰國位居新能源SUV銷量前列,這驗證了其國際產品力。然而,真正的考驗在于歐美成熟市場。那里不僅有極其嚴苛的法規壁壘、成熟的競爭格局和固化的品牌認知,更有完全不同的出行文化與用戶心智。中國長安汽車需要完成的,是從“產品出口”到“體系落地”的根本性轉變。這要求它在當地構建從研發適配、供應鏈管理到銷售服務、品牌建設的完整生態閉環。值得關注的是,長安已在此方向上展開布局,其“六國十地”研發網絡及在新能源領域主導制定的國際標準,正為技術本地化適配積累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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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深層的挑戰,或許潛藏于組織機體之內,所有戰略的最終落地,都依賴于組織的執行力與創造力。中國長安汽車已建立起全球研發團隊與海外本地化運營的初步框架,下一步則是如何讓一個源于中國的組織體系,在全球范圍內實現高效協同與敏捷創新。
傳統汽車工業的輝煌,建立在嚴謹的科層制、精細的專業分工與漫長的開發周期之上,這套系統擅長打造可靠、高效的制造標桿。然而,軟件定義汽車的時代,呼喚的是敏捷迭代、快速試錯、跨域協同與用戶直聯的科技公司文化。如何讓一艘以嚴謹制造為基因的巨型航母,同時具備科技快艇的靈活與創新活力?決策流程能否提速?軟件人才能否獲得核心話語權?龐大的傳統渠道網絡如何與直達用戶的數字化新體系融合共生?這場組織基因的重塑工程,沒有現成模板,其復雜性與艱巨性,可能遠超技術與市場層面的挑戰。
結語
從宏觀視角看,中國長安汽車從0到3000萬輛的路徑,其樣本意義已超越一家企業。它為中國龐大的傳統制造業轉型升級,提供了一個可深度剖析的范本。
它證明了“體系力量”在長周期競爭中的決定性作用。與依靠資本和流量快速催熟的新勢力模式不同,中國長安汽車的轉型建立在數十年積累的制造體系、供應鏈管理和渠道網絡之上。這種深厚的“家底”,在應對市場波動、保障交付質量和控制成本方面,提供了強大的穩定器。
它也證明了“戰略耐性”的價值。在行業浮躁期,堅持對核心技術的長期投入;在風口頻換時,按照自己的節奏完成品牌與動力路線的切換。這種不盲目跟風、基于自身稟賦做戰略選擇的定力,在當下尤為珍貴。(本文首發于鈦媒體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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