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訊（記者 李丹萍 王婉瑩）2026年是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做好經濟工作至關重要。剛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在政策取向上，要堅持穩中求進、提質增效，發揮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應，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力度，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要繼續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健全預期管理機制，提振社會信心。

如何更好理解十五五規劃建議？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又會有怎樣的具體體現？要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哪些產業在這一輪浪潮中更值得關注和期待？在地方產業的培育與發展壯大過程中，券商的研究能力如何賦能？

圍繞這些核心議題，近日，專訪到國聯民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陶川。綜合當前政策導向與市場分析，陶川對2026年中國宏觀經濟的整體判斷概括為出口進、消費穩、投資緩三大關鍵詞。其認為，在這一宏觀圖景下，財政與貨幣政策將協同護航，財政政策將呈現小步慢走的擴張，貨幣政策總量寬松的節奏和幅度會更為審慎。

在金融強國和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戰略背景下，陶川指出，券商的研究能力可以超越傳統的二級市場分析，成為賦能地方產業的戰略顧問、價值發現者以及資源連接器，更好服務于實體經濟。

國聯民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陶川

2026年宏觀圖景：出口進、消費穩、投資緩

：復盤2025年，我國在經濟增長、消費復蘇、科技創新等方面，均有不少亮點。對于2026年您有何展望？是否有一些關鍵詞可以概括？明年財政和貨幣政策是否會繼續保持寬松態勢？

陶川：綜合當前的政策導向與市場分析，我們對2026年中國宏觀經濟的整體判斷可以概括為 出口進、消費穩、投資緩 這三大關鍵詞。

所謂出口進，是指出口將繼續展現超預期的韌性，成為經濟增長的關鍵外力。這并非傳統動能的簡單重復，而是動力結構的深刻變化：隨著中美貿易博弈進入階段性緩和，周期性壓力緩解，而中國企業加速出海布局產業鏈、開拓一帶一路及非洲等新興市場，將形成更可持續的結構性支撐。

消費穩，意味著消費引擎將實現穩中有進的切換。政策重點將從2025年依賴以舊換新等短期刺激，轉向構建更具持續性的增長體系，核心在于拓展與深化服務消費。同時，十五五規劃首次明確設定 居民消費率明顯提高 的目標，消費在內需中的基礎性作用將得到制度性加強。

投資緩，則是對三類投資更趨理性增長的描述。制造業投資因企業出海加速，增速中樞可能溫和下行；基建投資在財政資源更多向民生和化債傾斜的背景下，難以回到過去的高增長；房地產投資則處于防風險和高質量發展的雙重導向下，其對經濟的直接拖累幅度預計將繼續收窄。

在這一宏觀圖景下，財政與貨幣政策將協同護航。財政政策將呈現小步慢走的擴張，核心從加力轉向提效 ，更多投資于人，即向教育、醫療、社保等民生消費領域傾斜。貨幣政策的關鍵詞將是金融強國與跨周期調節，這意味著其獨立性增強（更加以我為主），并更注重運用結構性工具應對中長期問題，總量寬松的節奏和幅度會更為審慎。

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將是中國提升全球產業競爭力的核心抓手

：十五五規劃提出要優化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且產業這一關鍵詞放在科技之前，應該如何理解？您有觀點提出，戰略性新興產業是搶占全球陣地的關鍵，哪些產業可能在這一輪浪潮中更值得關注和期待？

陶川：這是一個非常關鍵且務實的信號調整。它清晰地表明，國家發展的重心正從追求單一的科技指標，回歸到以實體經濟為本、以產業繁榮和經濟增長為最終目的的系統性路線上來，核心目標是經濟增長保持在合理區間，全要素生產率穩步提升。也就是說，單純的科技自立自強不代表經濟就好了，更加關鍵的是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讓傳統產業新質+，并在此基礎上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這體現了一種先立后破、梯次推進的務實智慧。

關于戰略性新興產業，規劃本身指明了兩個清晰的方向：其一，是旨在成為經濟新支柱的新興產業，例如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經濟等，它們將是新舊動能轉換的主力軍。其二，是旨在搶得先機、占據主動的未來產業，如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腦機接口、6G等，這些領域關乎我們能否贏得長遠的科技競爭和戰略安全。這兩大方向共同構成了中國提升全球產業競爭力的核心抓手。

政策的首要任務是快速解凍被抑制的購買力

：提高居民消費率，是十五五時期暢通國內大循環、構建新發展格局以及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抓手之一。但從實際情況看，居民可能面臨消費意愿和消費能力的階段性不匹配，提升意愿、增強能力兩條路徑上，可能需要如何平衡？

陶川：提升我國居民消費率的關鍵在于，采取短期以提升意愿為核心突破口，中長期以增強能力為根本保障的階段性策略。這一判斷基于對我國現狀和國際經驗的深入分析后得出。

當前我國消費的主要矛盾是意愿不足，我國居民消費傾向（即居民消費占收入比）約65%，遠低于發達國家90%以上的水平。因此，政策的首要任務是快速解凍被抑制的購買力。亞洲經驗給我們提供了正反兩面的鏡鑒：日本通過構建極致完善的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網絡，有效消除了居民后顧之憂，激發了消費意愿；而新加坡則因高生活成本（尤其房價）和強制高儲蓄制度，抑制了當期消費。

因此，短期政策應優先聚焦提升意愿：加快補齊社保短板、控制關鍵生活成本、優化消費場景與假期制度。這些措施更具普惠性和速效性。

當然，消費意愿的提升有天花板，消費率的持續躍升最終還是要依賴于消費能力（即居民收入）的持續增長。這涉及深層次的收入分配改革和產業升級，是一個中長期過程。所以，在提振意愿的同時，也需要啟動旨在增強能力的改革，如優化稅制、通過金融強國戰略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推動產業升級創造更高收入崗位等。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在實施所有政策前，一項基礎性工作是完善全口徑消費統計 。只有把更多服務消費（如自有住房虛擬租金、金融服務等）科學地納入統計，擠掉國際對比的水分，我們才能真正看清短板，確保政策精準發力。

券商研究能力可超越傳統二級市場分析賦能地方產業

：國聯民生證券研究所提出，將依托股東生態圈的深度賦能與戰略區位優勢的疊加效應，聚焦新質生產力發展主航道，強化行業研究+產業研究雙輪驅動。在您看來，券商的研究能力如何賦能、服務于地方產業發展？

陶川：在金融強國和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戰略背景下，券商的研究能力可以超越傳統的二級市場分析，成為賦能地方產業的戰略顧問、價值發現者和資源連接器。

首先，作為戰略顧問，券商能運用產業研究能力，為地方政府繪制精細的產業地圖，剖析本地主導產業在全球鏈條中的位置、短板與突圍方向，并將行業研究對技術趨勢和資本偏好的洞察，轉化為地方布局未來產業的具體規劃。

其次，作為價值發現者，這是其最獨特的賦能方式。券商可以通過深度研究報告、組織路演與調研，發掘地方的隱形冠軍，并將優勢產業集群系統性地推向全國資本市場，提升區域產業的能見度。更重要的是，它們能幫助資本市場理解科技企業的技術壁壘和成長邏輯，推動估值體系從傳統市盈率轉向更注重創新能力的維度，從而引導更多耐心資本精準注入本地早期的硬科技企業。

最后，作為資源連接器，券商能依托其股東生態與機構網絡，鏈接起地方產業龍頭、技術源頭和高端人才，促成合作、達成共贏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