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前白宮人工智能特別顧問本·布坎南（Ben Buchanan）在《外交事務》雜志上拋出了他的“大交易”設想，華盛頓的政策圈似乎又找到了一個新的敘事框架。

這位在2021至2025年間負責協調拜登政府AI政策的核心人物，試圖為美國AI發展勾勒一幅宏大藍圖：科技行業必須要與政府達成戰略協議，前者獲得能源基礎設施、人才管道和國家安全保護，后者則將AI整合進國防體系并確保其不破壞所謂的民主價值。這個提議聽起來既務實又理想主義——問題恰恰在于，它可能過于理想主義了。

更令人玩味的是，就在布坎南構想這份“大交易”之后不久，DeepSeek正在以一種近乎諷刺的方式，拆解著他所依賴的核心假設。這家被美國芯片出口管制嚴密封鎖的公司發布了DeepSeek V3.2，實測在開源模型中達到全球最高水平，與海外頂級閉源模型的差距縮小至約一個季度。該模型分為普通版和特別版：普通版性能對標 GPT-5，特別版則媲美 Gemini 3.0 Pro，尤其在數學與推理能力上表現突出。這不僅是一次技術突破，更是對美國“芯片遏制”戰略的一記響亮耳光。

芯片政策的分歧：遏制還是“上癮”？

在理解布坎南“大交易”的困境之前，我們必須先厘清美國AI戰略界內部一個長期存在但鮮被公開討論的根本分歧——關于對華芯片政策，決策圈內實際上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哲學。

本·布坎南（Ben Buchanan）

第一派可稱為“技術依賴派”或“上癮派”。這派觀點認為，應當允許中國大陸在一定程度上獲取美國的先進AI芯片，使其AI生態系統建立在美國技術基礎之上，形成一種戰略性依賴。這種策略的邏輯類似于毒品販子的手法：先讓對方上癮，然后控制供應鏈就能控制對方的技術發展節奏。英偉達最初對中國大陸市場的態度——不斷推出降級版芯片如H800、H20來規避出口管制——某種程度上體現了這種思路。這一派相信，只要中國大陸市場的AI產業離不開美國芯片，華盛頓就永遠掌握著關閘的權力。

第二派則是布坎南所代表的“全面遏制派”。在他們看來，任何對中國大陸的技術滲透都是危險的，必須在制造端實施最嚴格的封鎖，不給中國大陸任何獲取先進算力的機會。這種觀點在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大幅擴展芯片管制時達到高峰，不僅限制先進芯片出口，還限制芯片制造設備，甚至禁止美國公民為中國大陸半導體公司提供技術支持。布坎南在文中對中國大陸“軍民融合”戰略的惡毒指控，都清晰地顯示出他屬于這一陣營。

然而諷刺的是，DeepSeek的成功恰恰證明了兩種策略可能都已失效。

“上癮派”的夢想破滅了——中國大陸AI企業并沒有因為依賴美國芯片而束手就擒，反而在被斷供后激發出了驚人的技術創新能力。而“遏制派”的策略同樣遭遇挫敗——即便在最嚴格的出口管制下，中國大陸企業仍通過算法優化、架構創新和可能的走私渠道，實現了技術突破。正如智庫Stimson Center的分析所言，出口管制的“卡脖子”假設本身就是一個謬誤——每一次限制都會留下縫隙和漏洞，而目標國家的適應和創新能力往往被嚴重低估。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封鎖正在催生一個危險的結果：“設計出去”（designing out）。當美國技術被完全排除在外時，中國大陸企業別無選擇，只能開發完全繞過美國技術的替代方案。華為用麒麟9000s芯片替代高通，導致高通2024年損失6000萬套芯片銷售，就是一個典型案例。長期來看，這種“設計出去”將永久性地侵蝕美國在全球半導體生態系統中的地位——當中國大陸建立起完整的國產替代體系后，即便美國日后放松管制，市場份額也難以奪回。

布坎南的“大交易”建立在全面遏制戰略能夠成功的假設之上，但現實已經在反復證明，這個假設正在崩塌。

能源幻覺與基礎設施的政治死結

“大交易”的第一個支柱是政府為AI產業提供充足的能源基礎設施。布坎南在文中引用的數據令人震撼：到2028年，美國AI產業僅新增電力需求就將達到500億瓦，相當于整個阿根廷的用電量，數據中心可能消耗美國電力產量的12%。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大陸每年新增電力容量達12%，而美國在2005至2020年間幾乎沒有新增凈電力。

這個對比看似有力，實則掩蓋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為什么美國在過去二十年間幾乎沒有新增電力？答案并非技術能力不足，而是美國社會在能源政策上陷入了一個幾乎無解的政治死結。

一方面，任何大規模的新建電廠項目——無論是傳統化石能源還是核電——都會面臨環保團體、地方社區和監管機構的多重阻撓。美國的環境影響評估流程可以讓一個電廠項目耗費十年以上時間仍無法開工。另一方面，即便是清潔能源項目，也面臨著“不要建在我家后院”（NIMBY）效應的困擾。加州在可再生能源方面走在全美前列，但其電網卻經常因為峰值負荷而陷入危機，而新建輸電線路的項目同樣被環保和土地糾紛困住。

布坎南樂觀地認為，AI驅動的能源繁榮將創造就業、加速清潔能源開發，實現“無碳化運營”。但這種敘事忽略了一個殘酷現實：在美國當前的政治生態下，任何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都會遭遇曠日持久的黨派爭斗、司法訴訟和監管審批。特朗普政府宣布的5000億美元Stargate項目看起來宏大，但如果我們回顧特朗普第一任期內承諾的基礎設施投資有多少真正落地，就不難理解這些承諾的可信度。

美國電力短缺狀況（@華盛頓大學）

更諷刺的是，當前美國政治氛圍下，對AI的態度本身就充滿分裂。一部分人將AI視為新的經濟引擎和國家安全工具，另一部分人則擔心AI導致失業、隱私侵犯和社會不平等。在這種背景下，要求政府為AI產業大規模投資能源基礎設施，本身就可能引發激烈的政治反彈。那些在銹帶州失去工作的選民，那些被高房價和生活成本壓得喘不過氣的中產階級，憑什么要為硅谷科技巨頭買單，幫助他們獲得更多電力來訓練AI模型？

中國大陸的優勢恰恰在于其政治體制能夠快速調動資源實施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當決策者確定AI是戰略重點時，電廠、數據中心和配套設施能夠以驚人的速度上馬。這不是單純的技術問題，而是治理模式的差異。布坎南的“大交易”假設美國政府能夠提供類似的支持，但這個假設本身就忽視了美國政治體制的結構性制約。

人才政策的內在矛盾

“大交易”的第二個支柱是維持國際人才管道。布坎南正確地指出，70%的頂級在美AI研究人員出生在國外，65%的領先美國AI公司至少有一位移民聯合創始人。但他對人才政策面臨的困境卻語焉不詳。

特朗普政府在移民政策上的立場與布坎南的設想存在根本沖突。將H-1B簽證費用提高到10萬美元，大幅收緊國際學生入學政策（2025年可能導致國際學生入學率下降30%-40%），這些措施的政治邏輯與“保持AI人才流入”完全相悖。但問題的關鍵在于：這些移民政策并非出于無知或短視，而是回應了美國社會中一股強大的民粹主義情緒。

對許多美國選民而言，保護美國就業、防止移民搶走機會是比維持AI領先地位更直觀、更緊迫的關切。當布坎南談論引進更多外國AI人才時，政治現實是，這種政策會被解讀為“讓外國人來搶美國人的工作”。技術精英和政策制定者可以用國家安全和經濟競爭力來論證開放移民的必要性，但這套話語在政治市場上的說服力遠不如美國優先來得有力。

更深層的矛盾在于，布坎南一方面希望政府幫助AI產業獲得更多國際人才，另一方面又主張將AI深度整合進國家安全體系。但任何有過安全審查經驗的人都知道，涉及國防和情報的項目對人員背景有極其嚴格的要求。當AI越來越多地被用于軍事和情報用途時，如何平衡人才開放性和安全審查的嚴格性？那些來自對手國家的研究人員——包括大量來自中國大陸的AI專家——是否還能參與最前沿的AI研發？

布坎南似乎希望魚與熊掌兼得：既要保持美國作為全球AI人才磁石的地位，又要加強對AI技術的國家安全管控。但這兩個目標存在內在張力。中國大陸正在積極招募AI專家回國，而美國日益收緊的移民政策和日益政治化的科研環境，可能會加速這種人才回流。當美國大學里的中國大陸留學生發現自己無論多么優秀都難以獲得工作簽證，當他們的研究因為敏感性而受到限制時，選擇回國就成了理性選擇。而這正是布坎南所擔心的人才外流。

政府-產業合作的結構性障礙

“大交易”設想的核心是政府與科技行業建立深度合作關系。但這個設想面臨一個尷尬的現實：雙方之間存在著深刻的互不信任。

從科技行業的角度看，政府意味著繁瑣的監管、緩慢的決策流程和對商業創新的束縛。硅谷文化崇尚“快速行動，打破陳規”（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而政府系統的特點恰恰是謹慎、官僚和風險規避。更重要的是，科技公司擔心與政府深度合作會限制它們的商業自由。如果將AI系統深度整合進國家安全體系，這意味著更嚴格的出口管制、更多的安全審查、更少的國際市場機會。對那些在全球運營的科技巨頭而言，這是一個巨大的代價。

從政府的角度看，科技公司則是一群難以管束、唯利是圖、不考慮國家安全的商業實體。OpenAI、谷歌、meta這些公司都曾因為與軍方和情報機構的合作項目引發內部員工抗議。2018年，谷歌員工成功迫使公司退出了與國防部的Maven項目。這種企業內部對軍事合作的抵觸，讓政府對科技公司的可靠性深表懷疑。

布坎南在白宮任職期間主導的一些政策，恰恰體現了這種張力。拜登的AI行政命令要求科技公司自愿做出安全承諾，但這些承諾大多停留在原則層面，缺乏強制約束力。而當政府試圖實施更嚴格的監管時，科技公司又會動用強大的游說力量來阻撓。這種貓捉老鼠的游戲，很難想象能夠升華為布坎南所設想的“大交易”式的戰略伙伴關系。

更根本的問題在于，“大交易”假設政府和產業能夠就AI的發展方向達成一致。但實際上，雙方對許多核心問題存在嚴重分歧：AI應該多大程度上開放？誰應該控制最強大的AI系統？AI帶來的經濟收益應該如何分配？AI技術應該向哪些國家和實體出口？在這些問題上，政府和科技公司的利益遠非完全一致，而且內部也存在嚴重分歧。要在這樣的基礎上達成一個覆蓋能源、人才、國家安全等多個維度的“大交易”，難度之大可想而知。

時間的殘酷性與政策的惰性

布坎南正確地指出，AI進步速度極快，政策制定者必須在極短時間內做出重大決策。但他的“大交易”卻要求完成一系列在美國政治體制下通常需要數年甚至數十年才能實現的任務：大規模能源基礎設施建設、移民政策根本性改革、政府-產業關系的深刻重構、國家安全體系的全面AI化。

這里存在一個根本性的時間錯配：AI技術的演進以月為單位，而美國政治體制的變革以年甚至十年為單位。在拜登任期內，布坎南主導的AI行政命令確實取得了一些進展，建立了AI安全研究所等機構，推動了一些自愿承諾。但這些成就與“大交易”設想的宏大目標相比，幾乎微不足道。而現在，特朗普政府正在系統性地拆除拜登時期建立的許多AI治理框架，包括放松芯片出口管制——這正是布坎南最擔心的事情。

政治周期的不穩定性使得任何長期戰略都難以為繼。一個政府費盡心力建立的政策框架，可能在下一個政府上臺后被全盤推翻。在這種情況下，要求政府和產業就一個需要十年、二十年才能見效的“大交易”達成共識，無異于癡人說夢。中國大陸的體制優勢恰恰在于其政策的連續性和長期性——當中國大陸將AI確定為戰略重點時，這個戰略可以持續數十年不變，資源投入也能夠保持穩定。美國的民主制度有其獨特價值，但在需要長期戰略規劃的技術競爭中，這種制度的弱點暴露無遺。

布坎南的“大交易”本質上是一個防御性戰略，它的出發點是“防止失去領先地位”而非“創造新的突破”。這種心態本身就反映了一種焦慮和不自信。當一個國家的AI戰略主要由防止對手超越而非創造革命性創新驅動時，它實際上已經喪失了先機。中國大陸的AI戰略雖然也包含趕超美國的目標，但更重要的是建立自主創新能力和獨立的技術生態。DeepSeek的成功正是這種戰略思維的體現——與其被動等待美國放松封鎖，不如主動探索新的技術路徑。

難以愈合的裂痕

最終，“大交易”之所以難以實現，根源在于它試圖彌合的那些裂痕可能本就無法愈合。

美國社會在AI問題上的分裂是深層次的。

技術精英認為AI是下一個增長引擎，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保持領先；普通民眾擔心AI導致失業和不平等；環保主義者反對為AI建設消耗巨量資源的數據中心；民族主義者要求限制移民和技術出口；國際主義者強調開放合作的重要性。這些立場之間的矛盾，不是一個“大交易”就能調和的。

政府和科技公司之間的不信任是結構性的。科技公司希望政府提供支持但不要干預，政府希望科技公司服從國家利益但又不完全信任它們。這種關系更像是一種脆弱的共生而非穩固的伙伴關系。

美國和中國大陸的競爭是長期的、全方位的，不可能通過單一的技術封鎖或單一的政策框架來解決。中國大陸的制度優勢在于能夠集中資源和長期規劃，美國的制度優勢在于創新活力和市場機制。但當競爭進入到需要國家動員和長期規劃的階段時，美國的制度優勢可能反而成為劣勢。

布坎南的“大交易”建立在一個過于樂觀的假設之上：只要政府和產業達成正確的協議，美國就能夠延續其在AI領域的領先地位。但現實可能更加殘酷——不是美國不夠努力，不是政策不夠好，而是歷史的鐘擺正在擺向另一邊。技術霸權從來不是永恒的，曾經的領先者往往會在新的技術范式轉換中失去優勢。AI可能正是這樣一次范式轉換，而“大交易”式的修補方案，或許只是延緩衰落而非逆轉趨勢。

在DeepSeek證明封鎖無效、特朗普政府拆除拜登時期的AI治理框架、美國社會在移民和能源政策上陷入僵局的當下，布坎南的“大交易”更像是一個精致的政策幻想，而非可行的戰略方案。這并非說布坎南的診斷不對——美國在AI領域確實面臨能源、人才、安全整合等多重挑戰。問題在于，他開出的藥方需要一個在當前美國政治現實中幾乎不存在的條件：高度共識、長期承諾、政府效率和超黨派合作。當這些前提條件都不具備時，“大交易”就只能停留在紙面上，成為又一個華盛頓政策圈里的美好愿景，而非能夠真正塑造現實的戰略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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