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中國司法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兩超怪圈”為切口,以算法利維坦與數字怪獸們的博弈為問題狀況,以司法的概念計算公式和數據計算公式為兩個基本點,考察了數字化為現代化另辟蹊徑的原理以及智慧法院的四個一體化平臺的操作機制。基于人工智能賦能法官個體、通過大數據分析進行類案的自動識別和推送、庭審場景敞視化、跨領域信息分享的網絡查控系統、司法行政的目標管理和指標評估等現象的深度分析,闡明了數據和算法對審判獨立、正當程序、司法公開、辦案效率等現代法治原則實施的積極作用以及各種潛在的風險,并從人機共存、規范多元的現實出發,特別強調法律—技術程序的不同組合及其優選的重要意義。

一、中國法治的現代化與數字化

（一）

法與社會的現代化目標和普遍特征

在2013年11月召開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命題。從2021年11月頒布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開始，“中國式現代化”就成為社會的主旋律。為此，有必要對世界現代化運動的共性以及不同國家現代化成就的個性進行深入考察和冷靜分析，進而探索有助于實現普遍目標但卻具有本土特色的功能等價物或替代性選項。

一般而言，波瀾壯闊的世界現代化運動有六項基本的構成要素：（1）機器及其操作技術的發達以及物化現代性（馬克思命題）；（2）自然科學的進步以及合理思維方式的普及（韋伯命題）；（3）產業革命所導致的社會分工、合作以及市場經濟的規模效應（涂爾干命題）；（4）從身份到契約的變遷所體現的個人自由的增大（梅因命題）；（5）法治和社會系統工程的發達（龐德命題）以及對個人行為的規訓（?？旅}）；（6）主體意識和自律精神的弘揚（康德命題）。

這些因素都反映了現代化的普遍屬性，但卻是分別在不同的歷史進程中漸次呈現的，并非一蹴而就；它們相互之間也有矛盾和沖突。例如，絕對王政的體制與自由放任的市場、個人的解放與規訓之間就存在巨大的張力。因此，我們不應以靜態的、絕對統一的圖式來理解現代社會的共性。

根據當代美國學者馬克·噶蘭特（marc galanter）的綜合性研究，到20世紀產業社會、現代法治呈現出三大范疇的十一種基本特征，即統一性、交易性、普遍性、等級性、合規的可預測性、合理性、專業性、媒介性、與時俱進的可變性、政治功能性、分權制衡性。這就是法社會學界的“法與現代化”研究運動的基本內容。

在筆者看來，這些描述還是過于抽象，很難在建構現代法治秩序的實踐中準確把握和應用。其實，法治現代化的程度完全可以根據如下四個維度的十一項指標進行具體的衡量。

從憲法維度上可以發現頂層的①人民主權理念、中層的②分權制衡和地方自治、基層的③個人自由平等（可以通過行政訴訟的原告勝訴率等衡量）這三種組成部分；在民法維度，主要存在兩個關鍵，即④財產所有權的保障以及⑤契約自由（可以通過針對侵權行為提起民事訴訟的積極性來衡量）；在刑事審判維度，由⑥罪刑法定、⑦法律效力不溯及既往、⑧抗辯和沉默的權利以及⑨審判公開等原則構成至關重要的程序正義；在民事訴訟維度，以程序正義為前提的意思自治原則分別體現為⑩當事人主義的充分溝通以及?法官的自由心證。

應該承認，這十一項指標也應該是在我國推動法治現代化以及司法改革的主要目標，即便在具體實踐中會存在富有本土特色的不同表現形態或創新舉措。

（二）

中國司法改革過程中的“兩超怪圈”

在中國司法現代化，特別是司法改革的過程中，出現了一種“兩超怪圈”——超職權主義（強權力）與超當事人主義（大調解）相克相生、不斷循環，造成無從突破的“鬼打墻”現象。眾所周知，中國傳統社會具有一個非常鮮明的特點，就是人際關系的網絡特別強韌，形成縱橫交錯的相互作用和私下交易，造成法律規范很難有效實施的狀況。

這樣的網絡社會一般來說重視個人之間的特殊紐帶以及通過討價還價達成的互惠性合意或者具體契約，所以會在社會交換的基礎上形成當事人主義傾向和自組織秩序。然而另一方面，復雜的網絡和流動的互惠又會妨礙國家政令的實施，使政策目標無法“一竿子插到底”，所以必須想方設法加強權力，從而勢必助長職權主義傾向和管理型秩序。

正是在這樣的前提條件下，司法的正規化、職業化以及更廣義的法治現代化很容易僅僅沿著查明事實的技術和效率以及加強職權主義這樣的隘路不斷推進。無怪乎在中國談法治與司法的現代化，很容易通過事實認知的媒介作用導致科學主義的專業性概念，從而促成一種導入和強化糾問制因素的運動。

因此，現代化與職權化之間的正比關系是中國司法改革的一種特色現象。特別是在反思超當事人主義以及調解優先原則的弊端之際，審判方式的改革很容易以側重“判定”為目標，向超職權主義的強制那一方面傾斜，而忽略法律程序和法律推理在保障個人權利方面的意義。這就勢必導致法官裁量權的擴張，缺乏合理的制度條件進行制約的裁量權很容易被濫用。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任意的裁量權就是腐敗的催化劑，使司法喪失公信力和正當性。

為了防止審判人員濫用裁量權，挽回司法的聲譽，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主要對策是加強輿論監督，或者重新提高調解結案率，但并沒有一個客觀化的、穩定的制度性框架作為調節器。

當然也可以看到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另一種對策，這就是完全否定裁量，如電腦量刑的嘗試。也就是說，在中國的司法改革中出現了這樣的邏輯：要么把裁量權完全否定掉，以像電腦量刑那樣非常機械化的手段來確保審判符合法律；要么通過輿論或者當事人承認的方式來制約裁量權，結果卻使裁量權以另一種形態再生。要打破上述怪圈，需要對司法系統以及整個法律秩序的制度設計進行重新審視和修改。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政法機關開始貫徹落實“人民司法”、“大調解制度”、“能動司法”和“三項重點工作”等司法政策。

以理性的態度來分析這種回旋背后的邏輯，可以發現所謂“大調解”方式的導入是為了以法律的彈性化來應對社會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越大，專業技術的局限性也越明顯，人們互相模仿的從眾傾向就越強勁。特別是在轉型期社會的各種矛盾激化之際，新的問題層出不窮，合法性與非法性的界限也曖昧不清，根據既定的規范進行黑白分明的判斷變得比較困難，而調解和妥協是有助于化解審判者尷尬的。

另外，“能動司法”口號的提出，也是為了應對回避訴訟、在體制外尋求救濟的傾向。多年來，“人民司法”必須以人民群眾的滿意度作為審判評價的標準；這就意味著，法律可以根據群眾的態度在適用中進行調整，因而法院是有裁量權的。這樣的能動司法政策可能促進圍繞法院裁量權進行討價還價的交涉，加強法院與群眾的互動。

而在這類的互動中，法院采取“大調解”方式，側重當事人通過和解自主解紛。這就等于一方面提供健訟的誘因，另一方面又只是沿用息訟的傳統手法，其實很有些自相矛盾。本來，法院因其工作性質是很難讓所有人滿意的，甚至可以說大多數案件的審判都很容易導致一半人（敗訴方）的不滿。如果把法院的工作方針定為讓大家都滿意，等于“給自己的脖子套上了繩索”。這些因素導致一個悖論性的情況：本是國家秩序最后防線的法院被推到處理社會矛盾的第一線，處在關注的中心地位，但司法權威在逐漸下降。

（三）

信息通信技術為中國法治現代化另辟蹊徑

然而，2010年以后數字化信息通信技術（ict）的功能迅速提升以及在應用場景中的普及，似乎使中國找到了法治現代化，特別是司法改革另辟蹊徑的機會。根據筆者的理解，“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以信息化驅動現代化”這個重大命題才真正揭示了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本質特征。

從一般理論上看，科學技術本來就是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和內涵?；厮輾v史可以發現，從萊布尼茨（gottfried w. leibniz）對羅馬法的數學改造，到邊沁（jeremy bentham）對道義計算器的設計，整個西歐法治現代化進程的本質在于概念計算。也就是說，現代法學試圖把所有事實都轉換為滿足法律要件的形式，通過公理體系、包含關系以及邏輯推理來克服審判者的主觀任意性，確保司法判斷的客觀公正，實現市場和社會的可計測性。

用一個簡單的公式來表述概念計算，這就是“判決=形式邏輯三段論+涵攝技術”，司法正義的判斷標準是合理合法。從19世紀后期開始，這條思路通過法律數學構想、司法統計分析、羅斯科?龐德（roscoe pound）關于法律社會工程的構想、計量法學、田野調查、社會實驗、法律和案例的信息檢索、涉法涉訟大數據建模、網絡空間的代碼框架設計等不同的中介環節，一直延伸到科學技術條件高度成熟的階段。

其中，值得關注的是，基于判例數據分析的計量法律學（jurimetrics）在20世紀40年代末興起，在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獲得廣泛承認。這種研究方向的重點是通過統計數據對司法行為進行定量分析，也對司法程序進行建模，考察和評價判決的合理性、合法性以及預測政策性調整的影響，并且對證據的證明力進行測量和計算。這是數字信息技術導致現代審判體系的本質從概念計算轉向數據計算的一個重要標志。

圖爾敏（stephen toulmin）的法律論證模型則為從概念計算轉向數據計算提供了更直接的契機。圖爾敏對訴訟中的主張c與事實或數據d進行區別，進而追加理由論證的保證w、可信度q、抗辯r以及佐證b，從而創立了一個比形式邏輯三段論和涵攝技術復雜得多的數據本位的推理模型，更能反映法律實踐的需求和運作機制。這個模型對司法人工智能的推理算法研發以及數字法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如果用數據計算進行簡潔的表述，那么可以得出“判決=規范案件大數據+ai算法”的公式，司法正義的判斷標準是類案類判。

“產業革命4.0”的一個基本特征就是通過信息通信技術，使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這三者形成相乘互補的三角關系——網絡互動不斷形成大數據；人工智能對大數據的分析、計算、預測以及應用會產生巨大的經濟價值；數據的規模越大、質量越高，則人工智能的性能也越強；如此循環反復，造就了信息與實體交融的數字生態圈。這種相乘互補的成長螺旋使社會漸次被數字覆蓋，也構成推動法律以及社會不斷變遷的機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和前提條件下，數據和算法驅動的審判體系現代化才具有現實可行性。

從中國實踐中看，首先是恣意司法的問題，極大地動搖了對人腦判斷的信心，同時也就助長了社會對電腦量刑的客觀性、中立性以及確定性的期待。因此，互聯網、大數據以及人工智能在中國司法界迅速得到廣泛的應用，出現了世界罕見的“智慧法院熱”。

一般而言，輔助辦案的人工智能在本質上是規則嵌入的系統，可以造成法律規范剛性化和技術代碼化的結果，并通過計算機系統全程留痕的方式防止外部對司法判斷的干預，因而有利于加強對國家權力的制約。

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類似快遞查詢系統、網約車打車軟件、違章監控抓拍那樣的人工智能服務系統以及更廣泛的數字信息技術應用都是有利于合規管理、有利于貫徹現代法治精神的。實際上，司法智能化的數據算法、技術架構還可以作為撐桿，幫助審判活動擺脫傳統網絡社會中的關系糾纏以及權力伸張，使中國的司法改革得以一躍而跳出“兩超怪圈”。

因此，2010年之后的法院系統在相當程度上呈現數字信息技術驅動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現代化的鮮明特色。在這個過程中，由于“司法+數據”“司法+科技”“司法+生態”“類案推送”“文書自動生成”“判決工場”“被執行人畫像”“聯合懲戒機制”等一系列富有特色的現象以及政策舉措的連鎖反應，實際上又導致現代審判的范式正在發生大轉換，所以最終還需要從前現代性、現代性以及后現代性交錯互動的角度來重新認識和闡釋數字時代法治創新的趨勢和本質。

（四）

數字化時代需要法學的范式創新

數據和算法驅動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現代化的前提是司法領域的數字化。中國司法數字化過程的重要節點包括1999年頒布的第一個法院改革五年計劃、全面導入信息通信技術和設備，以及推廣案件流程管理系統；從2010年開始，各級法院的裁判文書逐漸上網；2016年開始建設智慧法院和互聯網法院；2019年從上到下強調法院辦公的無紙化；2020年之后，線上立案和線上審理的普及化，等等。在迄今為止的25年間，特別是裁判文書上網與法院辦公無紙化這兩項舉措有力促進了案件審理數字化的進展，甚至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司法領域的數字全覆蓋。

2023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布了《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試圖以數字基礎設施和數據資源體系為雙軌繼續推動中國式現代化，預期到2035年形成國家競爭的明顯優勢。需要指出的是，數字化與現代化的相互作用，為法治中國的建設和司法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契機和條件，但同時也帶來了諸多挑戰乃至風險。

為了防止“算法利維坦”的暴走，我們能否像17世紀末以來啟蒙思想家和政治家通過加強對個人自由和權利的制度保障一樣，來推行“數字立憲主義”或者“數字法治”，用以保障“數字人權”？或者借助現實中業已存在的數字平臺巨頭（例如，在美國指谷歌、蘋果、臉書、亞馬遜構成的gafa，在中國指百度、阿里巴巴、騰訊、華為構成的bath）、活躍在區塊鏈里的主權化個人以及語言大模型和多模態大模型的綜合力量來制衡算法利維坦，使網絡空間宛若回歸到西歐“中世紀”的封建制或多元化權力制衡的格局或者中國官僚機構“間接管制”的鄉規民約式秩序？

在我看來，這種多層多樣的數字權力格局也不妨稱為“數字關系主義”，或可把這兩種前景結合起來，探索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第三道路？例如，在數字化社會轉型過程中推行某種規范性雙軌制。在利維坦與數字怪獸相互制衡的基礎上進一步借助公正程序和充分溝通來加強對數字人權的保障。

從“數字關系主義”的角度來看，互聯網2.0時代崛起的一群數字平臺巨頭、互聯網3.0時代形成的大量虛擬社區、人工智能4.0時代簇生的各種通用大模型，其實都構成社會分層結構中的數字形態中間集團。這些中間集團可以超出主權國家的疆域互相作用、互相結合并產生全球性影響，同時也可以分別制定自治的規則，在國家之外形成解決糾紛的機制。例如，數字平臺和虛擬社區的內部規章制度包括技術標準、算法、代碼，可以通過積分、升級、服務優待、物質獎勵、稅費減免、數字貨幣報酬以及投票權分配、禁止入群和發聲、撤除網頁、限期或永久封號等方式進行制裁，還可以通過目的信托契約、立法談判、互聯網法院等方式與現實世界的法律制度相銜接。

在縱橫交錯的互動關系中，制度設計的重點勢必從結果轉向過程、從事前的行政審批轉向事后的司法救濟、從單維進化轉向多維互動。為了通過人工智能系統內嵌的公正程序以及不同人工智能系統之間的分權制衡機制來防止大平臺和大模型的濫用，也為了制衡各種算法權力（包括人工智能助理的權力），現代法治的程序公正原則以及司法權力應被重新定義并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既然在數字時代算法也構成一種重要的權力，那么對算法就需要進行正當性論證、就需要進行規范性制約。這種論證和制約往往依據程序公正原則，包括技術和法律這兩個維度，因而需要采用技術性程序公正和法律性程序公正的類型化方法。所謂技術性程序公正，其本質是通過代碼規制保障個人的數字權利。如果這種對代碼的規制也采取法律的形式，那么就可以發現技術性程序公正與法律性程序公正之間的交集和組合。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尋找這二者之間最佳組合方式，就是今后數字國家繼續推進現代化事業的主要法治內涵，也可以理解為數字立憲主義或數字法治的出發點，當然也構成審判范式創新的前提條件。

除了確保論證性對話在自由而平等的條件下順利進行的制度安排外，還必須考慮數據處理以及算法設計和執行在技術上的程序公正，其目標是要解決代碼及其框架應該如何適當規制、代碼的作者究竟是誰、誰能控制代碼的作者、對代碼的妥當性是否存在事先的論證程序或事后的糾正程序、作為中介機構的網絡服務提供商的權力和責任應該如何配置、應用數據流的軟件開發受到什么樣的規制、數字監視和網絡搜索是否設定了限制性條件等一系列涉及過程妥當性的問題。

二、數據和算法驅動的審判范式轉換

具體到司法場景中，關于通過電子計算機技術推動法院功能的現代化，學界早有議論。但是，從價值和實踐的層面把數據和算法驅動的司法改革全面付諸實施，形成舉國體制，這種中國經驗是史無前例的。202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人民法院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推進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現代化的意見》（法發〔2020〕9號），明確指出要充分發揮人民法院職能作用，加快推進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現代化，有效推動提升國家治理效能。其中專門提到“堅持審判執行工作與現代科技深度融合，深化智慧法院建設和應用”，表明大數據、人工智能在推進審判體系與審判能力現代化方面所具有的基礎性制度建設功能。

審判體系與審判能力的現代化建設的核心目標在于暢通審判權運行體制更好彰顯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原則，更充分地滿足現代法治秩序建構的根本理念，也就是更好體現審判權的應然內涵。例如，嚴格依法辦案、防止法官的主觀任意和濫用裁量權、加強審判的形式合理性和程序公正、改進司法系統運行的效率和便民程度、提高判決可預測性和正當性等。這也是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新科技應用于司法場景的主要功能。

在這里，我們首先需要理解數據驅動司法改革與智慧法院建設的制度邏輯之所在，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發揮數字技術在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現代化中的功能和效益。與此同時，也要充分認識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對司法權運行機制的各種深遠影響，尤其是其中的風險、副作用以及潛在危害。因此，在討論以數據和算法驅動司法改革以及法治現代化之際，我們還需要重視數據治理和算法治理，確保人工智能的可控可信，確保整個法治系統的安全以及社會的安全。

（一）

數據驅動型司法改革與智慧法院建設的制度邏輯

當代中國的法治現代化不得不面對一個窘境，這就是司法公信力的匱乏。如何提高司法公信力，是亟須解決的首要問題，也是法院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概言之，司法公信力的構成因素主要有以下四項。

（1）司法公正。我國《憲法》規定了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的原則。改革開放引發了我國制度變遷，其基本趨勢是從事前的行政許可和直接規制轉向事后的司法救濟和間接指導。為此，法院必須嚴格保持超越于不同利益方之上的中立姿態，并在法律問題的判斷上擁有最終決定權，這勢必對法庭技術的水準提出更高的要求。在這里，獨立行使審判權的關鍵是限制法官濫用裁量權，防止個案偏誤乃至枉法裁判，確保在同案同判或類案類判的基礎上實現法律制度運行的客觀性、當事人之間的地位對等性以及不偏不倚的公平正義。

這有賴于一些配套條件，如公正程序的設計，再如通過法律的解釋、推理以及更具開放性的議論進行的理由論證活動。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特色是在制定獨立行使審判權原則的同時，更強調對錯案的問責舉措，通過法官對后果承擔責任的方式來確保司法公正。這就決定了司法責任制對中國式審判體系現代化的重要意義。還有另一種方式實現司法公正，那就是借助大數據的智能分析來更好地實現類案類判的司法正義。

（2）司法權威。通過非常嚴格的資格要件遴選出德藝雙馨的優秀人才成為法官，向法院賦予法律判斷的權力，讓生效判決具有不可變更的既判力和不可動搖的執行力，以及對行政權乃至立法權進行合憲性審查的制度安排，都有利于提高司法的權威性。由于審判監督程序和上訪制度，中國法院的判決缺乏終局性和既判力，合憲性審查也只限于具體行政行為，因此司法權威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傳統的“科舉信仰”，這反映在成為法官必須通過較難的司法考試和公務員考試這兩道門檻。在2010年代的司法改革中又追加了員額制法官的選拔程序，因此，司法員額制是當代中國在選拔賢能的意義上重塑司法權威的一項重要舉措。與此同時，科學信仰以及技術的高效精準也有助于樹立司法權威。

（3）司法效率。如果案件久拖不決，正義總是遲到，大家就會覺得司法難以信賴，所以司法效率對于司法公信力也非常重要。在社會轉型期，各種矛盾層出不窮，經濟關系也不斷復雜化，導致訴訟案件激增和法官每年人均辦案數居高不下，這就需要大幅度提高審理工作的效率。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顯然對司法機制運行效率的提高大有裨益，并且有利于及時進行司法救濟，提高當事人和利益相關方的滿意度。

（4）司法便民。審判制度必須方便當事人利用，否則，群眾就會敬而遠之。美國民事訴訟法和比較法專家卡佩萊迪致力于“訴諸司法”（accesstojustice）的研究和公民權利運動，一個關鍵的訴求就是改進法院“門難進”的狀況。在20世紀的中國，司法群眾路線曾經是司法便民、司法公開、司法參與的一種主要方式，但信息通信技術顯然提供了更加快捷有效的手段。強大的法律信息搜索引擎、逐漸普及的網上立案和在線審理都使司法制度嵌入了某種面向消費者的服務理念，可以促進司法公開和司法參與。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和條件下，為跳出“兩超怪圈”、提高司法的公信度，中國從2016年開始啟動的新一輪司法改革，在采取“兩去”（去地方化、去行政化）、“兩制”（流程管理制、一案三查制）、“留痕”（限制批條審判）、“智能”（限制粗放審判）等一系列舉措的基礎上，重點推動了司法責任制、司法員額制以及司法智能化的嘗試，試圖以此為杠桿撬動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的現代化。不言而喻，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

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對司法權運行機制的影響

從當下的實踐來看，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以及人工智能的確顯著提高了司法效率和司法質量，并且有效改進了司法服務。因此，把數字技術有機嵌入司法體制改革之中，強調數據驅動、算法助推在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現代化方面的功能，加大智慧法院建設的力度，就是在數字化轉型社會構建法治秩序的題中應有之義。為了擺脫“兩超怪圈”而另辟蹊徑，我們當然應該支持這種改革。但與此同時，對新科技可能帶來的沖擊、風險、威脅、副作用以及各種連鎖反應，我們也應當抱有冷靜的、充分的認識，并在數據合規和人工智能治理方面采取必要的、有力的應對措施。

1.挑戰既有的現代法治原則

人工智能的本質是處理數據的電子計算機系統。它從數據生成特征量，并把現象模型化，在輸入端與輸出端之間通過算法來實施匹配、計算、預測、生成以及決策的任務。隨著機器學習的發展，算法黑箱化的趨勢日益顯著，人工智能甚至產生了不同程度的自主性。在這樣的狀況下，基于概率的預測接龍很容易助長結果導向的技術思維，從而沖擊程序導向的司法思維。例如，“預測式警務系統”和“聯合信用懲戒系統”或多或少就帶有某種重結果、輕程序的色彩。

所謂“預測式警務系統”，是指應用人工智能對大數據進行分析和概率計算，把握犯罪情節的時空變化，從而預測違法犯罪活動的行為方式及其趨勢。毫無疑問，預測警務有助于刑事犯罪的偵查和證明，也有助于對城市治安風險進行預防。5g通信系統使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應用范圍更廣，技術安裝和操作也更便捷，使預測警務如虎添翼。這種預測式警務系統以及檢察系統不僅在中國，在歐洲（如荷蘭阿姆斯特丹的cas）、美國（如加利福尼亞州的predpol）、亞洲其他國家（如日本京都的crimenabi）也都有廣泛的應用。然而，預測式警務系統確實會使現代法治的制度安排發生一些深刻的變化。

首先，預測式警務的預判根據是過去的行蹤以及社會狀況的大數據，為此需要根據一定的標準處理大數據并對個人進行區別和歸類，實際上就是要給公民分別貼上不同的標簽。不言而喻，在分類、貼標簽以及重點監控的操作中很容易出現算法歧視的問題。

其次，人工智能系統通過算法對大數據進行概率計算，推測某一部分人存在較強的犯罪傾向，這就勢必對他們進行更嚴格的監控，實際上對一部分人采取了不同的法律對待，有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最后，更重要的是，現代法治國家在刑事領域特別強調無罪推定原則以防止冤枉無辜，但是預測式警務以及相應的檢察系統針對特定人群提前采取各種監控舉措，容易產生“疑人偷斧”的效應，容易因標簽而故入人罪，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以有罪推定為前提的。因此，需要從數據倫理和算法公正的角度對這類系統進行更嚴格的檢查、審計、驗證以及評估。

“聯合信用懲戒系統”則更為中國的民眾所熟悉。為了提高社會信用度，近年來中國有關部門一直在推廣信用評分的做法以及聯合信用懲戒系統。特別是最高人民法院與阿里巴巴旗下的芝麻信用打分系統以及資產管理、金融服務、交通運輸等機構簽署合作協議，以試圖通過打分系統和聯合懲戒機制來改進債權回收、判決執行的績效。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期內，司法系統最頭疼的就是執行難問題：在1985年至1987年，我國法院經濟糾紛訴訟的判決執行率只有20%—30%，到20世紀90年代初民商事案件的判決執行率也只有30%—40%。如果通過大數據的智能分析即時把握被執行人的財產轉移情況和行蹤，再加上與其他領域大數據的聯動處理，就能顯著提高訴訟保全、債權回收、判決執行等司法舉措的實效性。

但另一方面，從法律與正義的角度來看，芝麻信用等打分系統也存在一些問題和隱患。其中最讓人詬病的就是根據消費大數據對人進行分類分等、貼上標簽，使一部分人在孩子入學、貸款、租車、住酒店、購買保險以及出國旅行等方面享有與他人不同的待遇，形成某種事實上的歧視，違背憲法所規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傊?，信用評價系統為執法、司法以及社會治理提供了更方便的抓手，但同時帶來了一些新問題，需要對此加強風險防控和監管。

2.現代司法系統可能因大數據處理而存在異化的可能性

不得不指出，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應用于司法會引起某種悖論。智慧法院是為提高司法效率、維護程序公正以及實現現代法治理念的初衷而誕生的，但是，數字技術的應用也有可能使審判機制發生某種扭曲。例如，司法人工智能系統推送的裁判文書建議稿都是根據既有的司法大數據自動生成的，過去法規和案例內在的系統性偏誤往往會在大數據處理過程中固化乃至放大。也就是說，數據和算法可以矯正個體偏誤，卻難以矯正系統偏誤。

在這樣的狀態下，在案件審理過程中進行政策和規范的創新、通過個案的積累及其連鎖反應逐漸推動制度變遷的機會結構就會被破壞，司法改革勢必面臨新的困境。即便強調司法人工智能只是輔助性工具、法官才是裁判主體，但是，在法官人均審理負擔過重、錯案問責制執行過嚴的實際狀況下，也很容易助長司法決策自動化的偏向；其結果不僅有違人工智能治理的原則，也會加重系統偏誤的影響。

另外，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還有可能導致對司法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法律解釋、推理、議論空洞化乃至消亡。眾所周知，在現代法治國家，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關鍵是程序公正以及在這個前提條件下充分進行的理由論證式對話和溝通。

如果智慧法院的運行并沒有以關于法律推理的算法研究以及相關的軟件設計為前提，對法律的解釋和議論與智能化審理之間的關系考慮得不太充分，沒有在流程中把當事人之間充分的對話設置為必要環節，就會削弱乃至否定現代審判制度的直接言辭原則。其結果，司法就很有可能簡略化為一個“ai+仲裁”的公式，失去相互作用所產生的豐富內涵以及正當化機制，審級劃分的制度安排、法律職業的分工關系也變得可有可無。

處理案件之際，法官會根據案件的事實情節、規范內容的理解、價值判斷、經驗法則、利益權衡、公平感、常識等形成一個直覺判斷和內心確信，這就是所謂自由心證。當然，法官會根據證據和理由論證活動來檢驗、證明、修正乃至否定這個心證，最后形成正式宣示的司法決定。如果讓人工智能系統進行司法決定，那就必須把包括法規、先例、案情、經驗、感覺、知覺、常識在內的所有信息都轉化為計算機語言來進行編程，意味著必須首先用數據構建一個包羅萬象、極其龐大的常識庫和知識圖譜。

不言而喻，如此宏偉的常識庫構建是一項永無止境的工程。這就是約翰?麥卡錫（john mccarthy）1969年提出的人工智能理論中的“框架問題”。何況人類還有無法用具體語言來表達的“默會知識”，它對直觀判斷非常重要，但人工智能卻無法掌握和處理這種無法轉化為符號和算法的默會知識，這就是人工智能理論中的“波蘭尼悖論”。

值得期待的是，從2022年年底開始層出不窮的語言大模型和多模態大模型，通過世界數據的壓縮、以小運大的蒸餾技術、以提示（rompt）為語境的單詞預測接龍、演繹推理與歸納推理的融合、根據有限訓練數據處理無限未知數據的泛化能力等等，儼然為解決框架問題和波蘭尼悖論找到了一條現實可行的途徑。

不言而喻，司法決定大多涉及價值判斷、文化特征以及語言含義，需要在現實世界與意義世界之間建立關系。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對語言含義的理解是特別重要的，中國傳統的“五聲斷獄”做法、強調“聽訟”也證明了這一點。人工智能系統固然可以把語言轉換成概念定義、計算規則，但卻不能真正理解語言所包含的情感、意義；對人工智能系統而言，任何包含情感的話語都只是計算的符號，而符號的價值蘊含是無法落實和體驗的。

所以香農（claude e. shannon）的信息理論用物理學概念“熵”和抽象的數學形式來把握信息概念、以概率來計算某種現象的信息量，使之與意義剝離，從而可以建立對文章進行概率分配的語言模型，并使語言模型可以生成語言。但無論如何，概率的世界無法包含世界的意義。這就是斯特萬?哈納德（stefan hanard）1990年提出的人工智能理論的所謂“符號接地問題”。即便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模擬人類的思維和形式方面出現重大突破，也還是缺乏人類因為情感而產生的那種自主意識，也無法像人類那樣基于信任而拓展人脈、積累社會資本。在這里，情緒價值的需求和意義將變得越來越重要，并導致從理性司法到情感司法的公共選擇，人們將有可能要求法官更多地致力于情感價值的實現。

3.法官的身份特權和主體性被數字技術解構

法官的職業身份保障，都是現代法治國家制度設計的基本原理。這種安排的基本思路是：為了保障司法公正，法官必須經歷最為嚴格的遴選手續，在最為公開透明的審判程序中處理案件，在公開辯論和充分理由論證的基礎上作出判決。因此，適格的法官應該在完全不受外界干擾的狀態下嚴格依照法律進行判斷，終審裁判文書應該構成所有糾紛“案結事了”的最佳節點，也構成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在這個意義上，必須確保法官享有一定的身份特權和充分的主體性。

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司法改革，很多地方進行了審判長選任制嘗試，采取競爭上崗、績效工資的做法，頗有些瓦解法官身份關系的市場化指向。當人工智能系統導入司法之后，法官的行為實際上或多或少置身于全景式監控狀態，司法判斷也往往受到文書自動生成技術的影響，那種本來就比較薄弱的身份特權和主體性就進一步被解構了。例如，審判主體在中國式制度設計中從來就不是單一的，但在數字時代卻再次多元化了。從智慧法院建設的實踐來看，判決其實變成了法官與電腦工程師、軟件設計師、數據處理承包公司的共同決定，甚至還有可能在某種條件下出現算法獨裁的局面，或者法官過度依賴專家系統軟件而自我消除主體性。

一旦人工智能系統深度介入決策，審判主體及其權力邊界就很容易變得模糊不清，判斷的根據及其因果關系也將錯綜復雜，特別是算法黑箱化使責任的所在更難確定，因而司法問責制很容易流于形式。因此，審判人工智能系統的設計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嚴格防止司法判斷最終被算法或者自動化機器所支配的事態，還應該像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那樣承認當事人享有脫離自動化決策的權利。

以上是對數據和算法驅動審判制度現代化所伴隨的主要風險、問題以及潛在危害的概括。為此，必須從倫理原則、法律制度、技術標準這三個層面加強數據治理、算法治理、應用系統治理以及大模型治理，在充分發揮數字技術的功能的同時防止各種副作用，以確保智慧法院不偏離穩健發展的正軌。

三、通過四種數字平臺實現的現代司法理念與機制創新

根據第一手資料和各種報告，筆者發現數據和算法驅動的新一輪司法改革主要體現在四種一體化平臺——智慧審判平臺、智慧執行平臺、智慧訴訟服務平臺以及智慧管理平臺的構建和運行上。下文將具體分析這些平臺數字技術如何落實現代司法的理念、促進體制機制創新。

（一）

智慧審判平臺

不言而喻，司法系統現代化的關鍵是貫徹獨立行使審判權原則，而該原則的一個前提條件是法官的能力現代化。長期以來，阻礙獨立行使審判權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法官職業素質參差不齊、個體辦案能力有限。然而，作為司法系統核心的智慧審判平臺，的確可以通過類案推送、電子質證、機器推理、專家軟件、文書自動生成、遠程電子簽章等技術和方法來賦能法官個體，從而在相當程度上達到提高辦案效率、防止裁量權濫用的目標。

以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輔助辦案系統（“206系統工程”）為例，該系統實現了案件全流程網上辦理和電子卷宗“單套制”運行，通過全程智能感知、全程操作留痕、全程動態監控等數字化、智能化的技術應用來實現提高司法效率、司法質量以及司法公開度的目標，關鍵是借助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極大地完善了刑事案件不同訴訟階段證據標準指引，進而完善了定罪量刑的個性化需求，并且可以加強證據鏈審查中的邏輯推理和判決預測。在這里，運用數字技術在不同階段排除非法證據以及證據鏈中存在的合理懷疑，既是算法設計的基本宗旨，也是正當程序原則的具體表現?？梢哉f，對審判活動的程序化控制，實際上把現代司法的理念和要件不斷編織到數據的技術性處理細節中。

2019年1月23日下午，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首次運用刑事案件智能輔助辦案系統進行庭審，公開處理了“殷某搶劫殺人案”，標志著該系統實現了刑事案件從立案、偵查、逮捕、起訴乃至審判的全流程的貫通。據調研的統計數據，到2019年年底，在上海已經有二中院以及徐匯、奉賢、鐵路運輸、嘉定、青浦、崇明、長寧、靜安、閔行、黃浦等11家法院利用這個人工智能輔助審判系統開庭18次。與早期的智慧司法實踐相比，“206系統工程”實現了（或者部分實現了）證據資料的智能審查，把針對案件事實的認證工作從法官的審理工作中剝離出來，極大地提高辦案效率，也有助于對案情的精準判斷。此外，民商事、行政案件的智能輔助辦案系統的設計和應用也漸次推進。

顯而易見，決定各種智能輔助辦案系統成敗的關鍵是：怎樣設置在海量數據中識別類案的步驟和具體要件，以便在類案類判的意義上實現公正司法的目標。

從上海等地法院的實踐經驗可以發現，一方面，智慧審判平臺試圖充分運用語音識別、圖像識別、視頻檢索、要素提取、語義理解等信息技術手段，輔助法官校驗證據；借助裁判文書輔助生成模塊對判決制作進行同步檢查，及時提示瑕疵、防止差錯，讓電子卷宗內容實現更便捷的提取使用；推進案件智能繁簡分流相關應用，提高審理效率；借助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高效檢索功能來實現類案類判的個案公平和司法正義乃至強化當事人權利的實現。

總之，數字信息技術的使用，使司法的角色分配體系和資源配置發生了革命性變化，勢必引起審判的范式創新。

另外，法官行為被置于全面監控狀態，也有可能導致案件審理過度形式化、機械化并引起法官們在心理上的反彈效應；此外還要防止所謂“ai法官全程處理案件的現象”，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來預防自動化決策所帶來的倫理風險、法律風險以及問責機制失靈。

（二）

智慧執行平臺

1999年，為了解決困擾司法系統已久的判決執行難問題，中共中央特別頒發了第11號文件，即《中共中央關于轉發〈中共最高人民法院黨組關于解決人民法院“執行難”問題的報告〉的通知》，試圖動員全國各領域的所有相關力量參與到執行中，這一年被稱為“執行年”。

然而十幾年之后，“執行難”的現象仍然無法根治，這時在數字化背景下祭出的撒手锏則是“網絡查控系統”，即基于大數據的智能分析進行精準執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解決執行難工作情況的報告》，截至2018年9月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在上海試點啟動之前，全國法院已經通過網絡查控系統為5746萬起案件提供了查詢凍結服務、共凍結資金2992億元，取得明顯的成效。

對這個系統的應用，各地法院都有不同的特色，例如，北京市法院系統側重勾勒被執行人信用畫像、浙江省法院系統強調執行機構建立一人一案一賬戶、四川省法院系統試行被執行財產智能定價。上海市法院系統智慧執行平臺的基礎也是這種網絡查控系統，通過數據的跨領域應用對被執行款物進行全程監控，通過算法助推來有效提高債權回收的比率和規范化程度。

在這里，提高執行效率的關鍵是增強內外網數據交換，逐步形成覆蓋全流程、響應及時的智能化執行指揮調度系統，借助數字技術實現全案信息自動回填、格式化文書自動生成、當事人信息自動關聯、執行節點自動提醒、網絡查控自動啟動、執行過程自動公開、執行線索自動推送、違規行為自動預警。

這個系統通過信用評分系統和大數據的分析勾勒出被執行人畫像，借助網絡查控模塊實現被執行人的行蹤查找、執行財產的線索發現、失信被執行人的懲戒數據聯動；借助執行財產評估模塊，推進詢價評估數據與全國性評估行業協會系統數據對接，提升當事人議價能力；借助律師調查令在線申請模塊，擴大執行線索的范圍和途徑；借助刑罰罰金管理模塊，對生效判決中明確有罰金刑的案件由執行部門啟動執行并將執行信息自動關聯至罰金刑管理系統，進一步提升罰金刑執行到位率。

（三）

智慧訴訟服務平臺

在上海，智慧訴訟服務平臺包括訴訟服務大廳、訴訟服務網、移動端訴訟服務應用程序、“12368”熱線等組成部分，試圖在互聯網、大數據和云計算的基礎上為當事人提供“一站通辦、一網通辦、一號通辦、一次通辦”等形式的線上線下相結合智能化訴訟服務（包括訴訟服務app或者微信小程序）。

該系統提供訴訟服務的具體內容包括登記立案、分調裁審、審判執行輔助、多元解紛、涉訴信訪等，可以實現在線咨詢、在線評估、在線調解、在線仲裁、在線訴訟、在線理賠，也可以進行調解員分派、類案推送、在線展示證據、在線司法確認以及在線送達。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智慧訴訟服務平臺在發揮便民功能的同時，還可以進一步促進司法公開，通過遠程操作、高效快捷以及同步互動的方式優化審判流程公開、庭審活動公開、裁判文書公開、執行信息公開。

根據2019年8月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建設一站式多元解紛機制一站式訴訟服務中心的意見》（法發〔2019〕19號），智慧訴訟服務更加注重平臺的集成與融合，實現全國3500多家法院全部上線中國移動微法院小程序，并與調解平臺、保全平臺、委托鑒定平臺以及各地法院的審判流程、訴訟費繳納系統互聯互通，只須經由一個公共服務入口就可以為當事人提供“一條龍”訴訟服務，并且嵌入社會治理機制。這種便民的基礎設施一旦形成，就會為提高法制實施的統一化程度、充分發揮律師的角色作用提供必要的前提條件。與此同時，如何在人工系統中嵌入自我監控、自我糾偏的機制，如何在復數的人工智能系統之間形成互相制衡的機制等問題也有必要提上議事日程。

（四）

智慧管理平臺

智慧法院管理平臺的主要功能在于促進司法行政的合理化、合規化、標準化、精準化，借助司法大數據分析系統和信息溝通技術，提高科學辦公、辦文、辦事的能力和法院運行的效率，通過可視的形式實現司法透明化。另外，各地法院系統還對案件審理工作量的“精算”進行研究，在此基礎上把案件按照案由以及“固定權重系數”“浮動權重系數”“一般權重系數”等指標進行分類，進而計算辦案工作量、對法官進行績效考核、決定員額編制。

例如，上海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利用智慧管理平臺對案件進行繁簡分流、區別處置，使獨任制與合議制的切換變得更加順暢，也使法官的辦案負擔變得更加均勻合理。實際上，數據和算法驅動的審判體系改革在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達到精密司法的目標等方面的成效尤其突出，其結果是，法院仿佛變成了一座座“判決工廠”。

四、結論與展望：把公正程序原則嵌入數據處理流程

中國傳統的“情理法”多重結構造成了司法和執法的巨大裁量空間，縱橫交錯的互動關系也很容易削弱規范的效力和確定性。在這樣的背景和條件下推動司法改革，經常會陷入在“超當事人主義”和“超職權主義”之間進退失據、反復循環的怪圈，無法突圍前行。近三十年來，數字覆蓋和信息通信技術的普及，似乎為我們跳出這種怪圈提供了強有力的撐桿，似乎使中國式法治現代化能夠另辟蹊徑——在提高法院運行效率的同時，實現類案類判意義上的審判公正，并通過代碼架構提高互動關系的程序可控性和結果可預測性。

一般而言，人工智能本質上是按照規則和代碼在既定軌道運行的系統，可以形成法律規范剛性化的結果，并通過計算機系統全程留痕的方式防止外部的權力或勢力對司法判斷的干預，因而有利于加強對國家權力的制約。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通過人工智能系統對大數據進行分析和預測以及更廣泛的數字化處理，是有利于貫徹現代法治精神的。因此，大數據和人工智能促使中國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的現代化都邁上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儼然正在開創一種令人驚艷的基于科技的法治局面。

由數據和算法驅動的這一輪中國司法改革的本質，是把現代審判的理念嵌入數據處理的信息系統，同時也嵌入各級法院的各種操作流程，從而讓現代審判制度所要求的客觀性、中立性、公正性、形式理性以及規范統一性、司法透明性、訴訟便民性、辦案效率性等目標，都通過計算機科學和信息技術得到更充分、更完美的實現。在這場波瀾壯闊的制度變遷中，司法加科技的結果形成了一種數字覆蓋的法律界景觀，促進了精密審判、全流程管理以及資源整合。在這個邏輯的延長線上可以發現大數據和人工智能還造就了前所未有的生態系統，改變了圍繞法院的社會環境，也改變了公檢法司各機關以及律師和當事人之間的互動關系。審判的范式也在隨之發生深刻的轉換，使我們不得不重新界定現代性問題，并認真審視其中潛伏的倫理風險、法律風險以及司法程序瑕疵。

人工智能在近年來令人矚目的飛速發展，正在引起產業模式乃至社會結構的大轉型。我們可以看到，在2000年的時候人工智能還屬于一種他律系統，強調的是邏輯演算。但2012年之后，深度學習功能出現并漸次加強，人工智能逐步演變成一種自律系統。從事實、數據中進行歸納，而不僅按照人類給出的指令或程序運算，這是目前人工智能，特別是2022年年底以來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到達的現狀。

大數據和人工智能仍在以倍速迭代更新，并且不斷向各國的司法領域滲透。據報道，2023年年初以來，chatgpt已經被廣泛應用于司法和法律服務場景，包括全球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法律業務處理。同年5月5日，世界頂級法商信息服務平臺律商聯訊（lexis nexis）推出了面向法律界的生成式ai系統lexis+aitm，旨在通過大語言模型實現法律和判例的高效檢索以及文書生成自動化。盡管6月中旬美國的兩位律師因為引用chatgpt提供的虛假案例引證而受到處罰，但到年底，英國司法機構則發布了法官使用語言大模型的官方指南，允許法官借助chatgpt撰寫法律文書。

實際上，無論語言大模型還是多模態大模型，究其本質都是海量數據庫以及各種數學公式。從2023年到2024年，近一年多來ai大模型在各國的司法界長驅直入，“法律數學”之夢似乎正在觸手可及，再次充分證明了大數據對于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現代化的意義，同時也預示著法治范式將不斷創新進而發生革命性變化的前景，對此展開研究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但是，此時此刻我們更應清醒地認識到，人工智能真正用于法律決策本身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人工智能更擅長對海量數據按照既定樣式進行重復處理或者學習，有助于大幅度提高初級作業的效率。然而利用海量數據進行機器學習，很容易威脅數據安全和個人隱私，也很容易因為歷史數據的系統性偏誤而形成算法偏見。

2024年3月歐盟頒布的《人工智能法》把ai風險區分為不可接受、高、有限、最小這四個等級，分別規定了不同的規范方式。特別值得重視的是，該法認為極其有害和有違歐洲價值觀、一概屬于禁止范疇的ai應用包括通過社會評分系統對個人行為的操縱、實時遠程的生物特征識別技術的應用、預測性警務系統的導入。

另外，協助法官和律師的法律專家系統以及智能審判項目也被認定為高風險類型，需要重點監管。這樣的立場或多或少會對中國的智慧法院建設產生影響，特別是在涉外案件審理的場合。總之，在ai大模型開發過程中，怎樣在安全與發展之間保持適當的平衡關系，是當今人工智能治理和法律必須面對的首要課題，更是中國智慧法院建設的關鍵所在。

從數字覆蓋背景下的審判體系現代化的視角來看，把程序正義嵌入司法大數據處理流程意味著對法院運行的程序化控制，而技術性程序公正與法律性程序公正之間的交集和組合具有特別關鍵性意義。在這里，所謂技術性程序公正，包括法律程序的代碼化、通過技術工具進行過程性管理、對算法進行論證和審計等內容，與人工智能治理密切相關。

盡管國際社會已然就人工智能的治理達成了一些基本共識，例如“以人為本”、“協作”、“共享”、“公正”、“透明”、“隱私”、“社會安全”、“技術安全”以及“可問責”等九大原則。但在同樣表述的背后其實存在不同的理解，人工智能治理的制度和機制設計也有很大差異。在司法人工智能治理方面，人們的認識和價值判斷存在更深刻的分歧。在實體規范無法達成共識的地方，程序規范就變得特別重要。

鑒于語言大模型和多模態大模型的本質是用單純的學習方法處理超大數據集、通過網絡分層化進行非隨機化處理，因而過程性規制具有重要的意義，這就為程序指向的思維方式預留了發展空間。在數字關系主義的語境里，我們更應該承認規范的多元性、加強相互溝通、注重法律性程序公正與技術性程序公正的不同組合方式及其優化。鑒于與人工智能飛速發展相伴而生的風險和挑戰，我們還應該從人機共存和人機交互的角度來重新定位人工智能治理，尤其要防止在智慧法院中出現抑制當庭辯論、助長審判決策自動化、過度依賴數據算法和評分系統進行預測和判斷等一系列的流弊。顯而易見，人工智能治理以及相關立法也應該把司法領域的人工智能治理問題作為一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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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觀號作者：上海市法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