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介紹：

將心理學和腦科學的研究成果引入經濟學分析，就逐漸發展出了“行為經濟學”，其研究的領域是在個體表現出現實存在的人性局限性和復雜性時將會發生什么。短視偏好是一個重要的例子。

只要我們在做出選擇時保持懷疑和不確定性的意識，那么羊群效應就不會成為一種危險，同時最終趨向真相的可能性就會更大。

本刊特約 姚斌/文

經濟學家蒂莫西·泰勒曾在斯坦福大學、明尼蘇達大學等高校開設多門經濟學課程，著有《斯坦福極簡經濟學》等。他又為在線教育平臺The Great Courses開設了“出乎意料的經濟學”課程，于是就創作了《出乎意料的經濟學》一書。泰勒認為，生活中的經濟學原來都和經濟有關，而他界定的“出乎意料的經濟學”比想象中更有趣、也更有用。

泰勒指出，作為一門學科，經濟學所涵蓋的范圍已經遠遠超出了經濟本身，絕非僅與經濟相關。經濟學的話題包括失業、經濟衰退、政府支出和稅收、國際貿易、股票市場、汽油價格以及企業并購等等。經濟學提供了一個研究人類選擇的獨特視角。他們認為，同伴、文化和成長經歷確實會影響人們在諸如離婚、犯罪或捐獻腎臟等問題上的決策。

經濟學家強調，當某項決策的成本和收益發生變化時，人們做出的選擇也會隨之變化。從這個角度看待經濟學，這一學科的真正廣度就會凸顯出來。基于此，泰勒闡述了應從經濟學植根于稀缺、選擇和權衡取舍的角度來看待該學科。近年來，經濟學研究已經擴展到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領域，并提出了一些出乎意料的洞見，這就是“出乎意料的經濟學”之由來。

重新定義的經濟學

經濟學最常被引用的定義之一來自英國經濟學家萊昂內爾·羅賓斯。他在1932年的一篇論文中指出，經濟學研究的是在一個資源稀缺的世界里做出選擇的不可避免的需要。羅賓斯強調的是，在一個不得不進行權衡取舍的世界里，人們必須做出選擇。有時，經濟學甚至被稱為“選擇的科學”。泰勒認同這樣的觀點：經濟學的確高度關注選擇是如何做出的，以及不同的選擇之間是如何作用的。毫無疑問，從擁抱選擇這一理念出發理解經濟學可能會賦予經濟學一些令人驚訝的含義。

經濟學的第一重含義是，經濟學不只研究你買了什么、存了什么、在哪里工作和政府的經濟政策。它從人類擁有多少時間以及他們選擇如何利用這些時間的角度出發，思考和研究人類的行為。此外，它關注的是人們一生中擁有的時間，而不是僅僅局限于一個星期或一個月。

經濟學的第二重含義是，選擇意味著目的性。經濟學家假設每個人都永遠是理性的，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我們需要注意它到底意味著什么。理性并不意味著每個人都知道一切，每個人都可以完美地計算一切，同時每個人都完全不帶任何偏見。理性也不意味著所有人對他們想要選擇的東西都具有或應該具有相同的偏好。理性真正的意思是，人們會盡最大努力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而如果條件發生改變，那么他們通常就會調整自己的行為，做出不同的選擇。人類針對外部環境做出選擇，不會一次又一次地被愚弄。至少，那些做選擇的人不會以同樣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愚弄，因為理性會阻止他們。

經濟學的第三重含義是，這些選擇可能會帶來復雜的相互作用，其產生的力量既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自從亞當·斯密1776年出版了經典著作《國富論》，經濟學家一直強調被后人稱為“看不見的手”的理論。這一理論認為，人們追求私利的行為同樣可以使整個社會受益。這是一種非凡的社會洞察力，但其力量和影響可能仍然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經濟學的研究領域足夠寬泛，不僅涵蓋了自利力量的光明一面以及這種對自利的追求可以如何造福于社會，還涵蓋了自利力量的黑暗面以及如何以破壞性的方式發揮作用。

通過關注選擇、選擇是如何做出的以及不同選擇之間如何相互作用，經濟學顯然成為社會科學領域的領導者。經濟學家將他們的概念工具，即在資源稀缺的情況下做出有目的選擇的概念，運用到了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中，并且在近年來還越來越多地運用到心理學中。這就形成了所謂的“行為經濟學”。鑒于經濟學所關注的是人們所做的選擇，這門科學或許擁有驚人的樂觀前景。

可以確定的是，經濟學遠遠不只是關于金錢和商業，也絕不僅是某種簡單的假設。簡言之，經濟學尋求更深層面上的理解。它試圖揭示和探索人們出于某種目的而作出選擇這一現實，無論這種目的是短視的還是富有遠見卓識的。同時，人們的選擇與市場和計劃等社會機制相互作用，并且這些選擇的結果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壞的。

引入心理學和腦科學

所謂的短視偏好就是指一個人往往只能看到現在或不久的將來，而不能清楚地看到最終要走過的長遠道路。短視偏好實際上會導致人們的偏好隨著事件的臨近而發生改變。

在一項關于人類偏好的經濟學調查中，參與者被問到一個問題：你擁有一個選擇，一年后你可以得到100美元或者一年零一天后你可以得到110美元，你會選擇哪一個？或許有人愿意等一天，但或許更有人不愿意再等一天。而泰勒想要強調的觀點是，在現實世界中，等待一天并獲得10%的回報是非常高的回報，每個人都應該總是選擇這樣做，無論這多等待的一天是在一年后還是在現在。甚至現在拿到100美元和等待一天拿到101美元之間，都應該選擇后者。等待一天便獲得1%的回報也是非常高的回報，因為這相當于獲得365%的年回報。但是，在人們真正面對這種選擇時，他們很容易拒絕多等一天。

擁有短視偏好的人會宣稱他們想在未來做某事，但到了那個時候，他們實際上并沒有做那件事，而是在后來為此追悔莫及。有什么辦法打破這個怪圈嗎？有幾種不同的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一個基本的方法是經驗法則。經驗法則可能并不總是合乎邏輯，但它們可以成為平衡短視行為的一種有用方法。經驗法則在此指的是一些生活法則。比如把儲蓄放在預算的第一位，而不是最后一位。存足夠的錢，這樣就有相當于兩個月薪水的儲蓄以備不時之需。然而，我們中的許多人都難以長期遵循經驗法則。

現代腦科學經常強調，大腦有不同組成部分，負責做出不同的反應。在許多情況下，現代腦科學的觀點是，大腦并不是一個控制中心，并不是只有一個聲音在說話。大腦有許多不同的部分組成，而哪個部分實際上控制你的行為可能會因特定情況的背景而異。經濟學家試圖利用腦科學中的這一想法，將短視行為的矛盾建模為多重人格。其中一種理論被稱為“心理賬戶”，即人們在腦海里將他們的財務選擇分成不同的類別。例如，第一類別是當前收入；第二類別是你的資產；還有一個類別是你未來的收入。

從純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些類別沒有什么不同。例如，假設你的房子價值在一年中上漲10%，或者按照更貼近過去幾年現實的說法，它的價值在一年中下跌10%，對大多數人而言，其資產發生了變化。但他們的當前收入并沒有發生變化。然而，對經濟學家來說，你的房子價值一年上漲10%，與今年中了一個彩票大獎是一樣的。

就這樣，將心理學和腦科學的研究成果引入經濟學分析，就逐漸發展出了“行為經濟學”，其研究的領域是在個體表現出現實存在的人性局限性和復雜性時將會發生什么。短視偏好是一個重要的例子。

行為經濟學是指當你沒有清楚地看到動機時，或者當你甚至很難說某人是否試圖做出明智的決定時所發生的事情，因為理想決策本身就會根據時間框架而變化。至少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將人類行為研究引入經濟學一直是一個熱門話題，并且在未來幾年里，它似乎已經蓄勢待發，有望取得更多研究成果。

無限接近經濟學核心

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的專家已經發現，在各種各樣的情況下，人們在面臨某些選擇時，盡管這些選擇所帶來的結果在客觀上完全相同，人們還是會因為這些選擇的表述或框架構建方式不同而做出不同的反應。

丹尼爾·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提出所謂的“前景理論”。該理論的第一個論點被稱為“損失規避”，它認為面對同等規模的收益和損失，人們更討厭遭受損失。第二個論點被稱為“參照依賴”，它認為個人偏好不僅與其最終得到了多少有關，還與審視某個參照點，并最終結果與該參照點進行比較有關。一般來說，當前的狀態會被作為參照點。這兩個論點各自獨立成立，但在某種程度上相互關聯。最初的起點往往被用作參照點，會決定人們將最終結果視為收益還是損失。如果我們想要解釋為什么完全相同的結果以不同方式加以表述或框架化時，人們會做出不同的反應，前景理論認為損失規避和參照點有助于說明為什么框架構建非常重要。

卡尼曼實際上接受的是心理學而非經濟學的訓練，他的諾貝爾獎獲獎理由這樣寫道：“以表彰丹尼爾·卡尼曼將心理學研究洞見引入經濟學分析，特別是有關人們在不確定狀態下如何作出判斷和決策方面的研究。”泰勒認為，看到這些研究已經深入到足以獲得諾貝爾獎，顯然它們已經非常接近經濟學的核心知識領域。

所謂的損失規避是指許多人在面對同等規模的潛在收益和潛在損失時，他們對潛在收益的偏好小于對潛在損失的厭惡。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在炒股時考慮是否“割肉”。這在股市投資中有時被稱為“處置效應”，指投資者趨于過長時間地持有正在虧損的股票，而過快地賣掉正在盈利的股票，即所謂的“出贏保虧”效應。

人們會有一種奇怪的信念，覺得只要不賣出虧損的股票，就沒有真正出現虧損，以后總有一天能夠回本。但實際上，對于投資策略而言這根本沒有任何意義。如果不帶絲毫感情冷靜審視現實，就會發現你的股票下跌就意味著你已經虧損。再從未來可能出現情況的角度思考，持有虧損股票不賣的做法同樣有點奇怪，因為賣出虧損的股票并承擔投資損失可以讓你抵消部分需要繳納所得稅的應稅收入。與賣出虧損的股票相比，如果你只賣出盈利的股票，那么你最終需要繳納更多的稅。還有一些有趣的證據證明，在股市上漲時，人們更愿意通過互聯網追蹤自己的投資表現；在股市下跌時，人們則不再關注股票表現。同樣，一個理性的人不論股市漲跌，都應該給予其大致相同的關注，因為每一天都是全新的一天。

所謂的參照點是指許多人會將結果與某個隱含起點進行比較的事實。人們的決策往往基于某個參考點，而不是絕對的財富水平。例如，得到一筆意外之財可能會被視為收益，而丟失相同金額的錢會被視為損失，盡管實際的財富水平可能沒有改變。在面對潛在收益時，人們往往表現出風險規避的行為，而在面對潛在損失時，人們可能會傾向于冒險。例如，當選擇確保得到500元和50%概率得到1000元時，大多數人會選擇前者。然而，在面對確定損失500元和50%概率損失1000元時，許多人會選擇后者。

由于存在依托損失規避和參照點的框架化，加之其他一些已被發現和討論過的框架，結果會出現極大的差異。框架化對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提出了挑戰。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是，人們會認真考慮他們面對的各種選項并進行權衡取舍，做出他們偏好選擇。但框架化理論顯示，人們并不能非常清楚地看清他們面對的選擇。

運用傳統智慧的智慧

經濟學的基本理念是人們在資源稀缺的情況下做出決策，并進行了所有可能的權衡取舍。然而，收集信息和形成觀念同樣需要付出時間和精力，任何人都不可能徹底研究透所有問題。因此，在一個時間和知識全都稀缺的世界里，我們中的許多人至少在某些時候，需要遵從傳統智慧來做出決策。

傳統智慧在很多時候是正確的，因此遵循傳統智慧有一定的道理。但在某些情況下，傳統智慧可能是錯誤的，遵循它可能導致糟糕甚至悲劇性的結果。傳統智慧盡管眾人皆知，卻只是一小部分人認真研究和思考得出的結果，其他人只是接受了他們的權威和他們的結論。正如偉大的哲學家阿圖爾·叔本華在19世紀所說的：“所謂普遍看法，只不過是兩三個人的看法。”

對于經濟學家或社會科學家來說，弄清楚人們何時會從眾、何時不隨大流非常重要。我們之所以遵從傳統智慧，是因為之前別人已經這樣做了，這種理論有各種不同的叫法，有時候被稱為羊群效應，有時候被稱為隨大流或信息級聯。在某個時候，社會信息的積累足夠大，以至于超過了個人實際可獲得的信息，而產生信息級聯的關鍵時刻就是人們開始無視自己獲得的實際信息，轉而遵循傳統智慧。

然而，信息級聯本身就存在脆弱性。因為畢竟在某個時刻，身處級聯中的人會意識到，他們和其他人正在忽略自己所擁有的證據和信息，單純地遵循其他人先前的預測。要形成信息級聯，需要出現下面情況：所有人關注的都是公開宣布的內容，而不是證據本身。事實證明，如果存在多種選擇，而不僅僅是兩種可能性，那么形成級聯也會更加困難。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證據的演變，多種可能性會讓你在兩種可能性之間稍微轉換。你不必只做出或黑或白的選擇。

在現實世界中，掌握更多信息的個人出現可能會打破某個信息級聯。設想一下，由于羊群效應，房價或股市上漲。然后，市場上某個著名的人物公開發聲，比如像沃倫·巴菲特之類的人，他們的發聲可以打破信息級聯，使其朝另一個方向發展。

因此，也許在一段時間內，遵從信息級聯看上去很危險，而在另一個時間，不遵從信息級聯同樣看上去很危險。只要上面因素中的任何一個發生微小變化，整個群體就可能重新考慮自己的立場。這本質上就像從頭開始，并且心中懷疑也許事情不太對勁。

如果認為自己獲取切實的新證據和信息的成本很高，那么信息級聯會形成得更快。如果獲取社會信息相對便宜并且便捷，比自己獲取私有的信息容易得多，那么也會形成信息級聯。最終可能出現這樣一種情況：當你意識到信息級聯已經形成時，你不再依次觀察一個人或一長串的人，而是可以看到與你所在群體無關的其他人群的信念。如果你能看到群體外其他人的信念，也許可以得到更好的推論，因為你知道那些人沒有受到與你相同的級聯的影響。

在當今這個專業知識和專家無處不在的世界，沒有人能夠無所不知。我們經常會遇到這樣的情況，你感覺是這樣，但你知道傳統智慧偏向于那樣。總是相信自己的信息而忽略傳統智慧并不明智。傳統智慧往往是正確的，如果你忽略它，你可能變得更窮或更不快樂。僅僅因為它是傳統智慧，并不意味它一定是錯誤的。過分依賴他人的專業知識存在一種危險，那就是傳統智慧之所以經久不衰，可能僅僅是因為它是傳統，而不是因為它真的是智慧。

這就教會了我們重視那些與傳統智慧背道而馳的人。因此，我們可能要重視那些創辦無人看好的公司的企業家，重視那些顯然花了很多時間研究和思考某個主題的異見者，他們可能至少在某些事情上曾經是正確的。只要我們在做出選擇時保持懷疑和不確定性的意識，那么羊群效應就不會成為一種危險，同時最終趨向真相的可能性就會更大。出乎意料的經濟學為我們展現了引入心理學和腦科學后形成的行為經濟學，但對我們而言，顯然不會止步于此，我們可能更偏向行為經濟學中所揭示的在不確定性下的復雜經濟學。

（作者系資深投資人士）

本文刊于08月30日出版的《證券市場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