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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施普林格·自然集團在北京成立全球第7個學術顧問委員會。赴京參加首屆會議前,國際頂尖學術期刊《自然》總編輯、《自然》系列期刊首席編輯顧問瑪格達萊娜·斯基珀在上海辦公室接受了文匯報記者獨家專訪。
作為全球頂尖學術期刊掌門人,斯基珀為中國科研從“合作驅動”向“自主引領”的跨越式發展點贊,對上海“不滿足已有成績的持續創新”印象深刻。她認為,多樣化與國際合作是科研生態繁榮的兩大支柱。面對人工智能向科研領域的滲透,她提醒要始終牢記“AI只是工具”,對科研負責的只能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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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研走向成熟,全球影響力與日俱增
自2021年起,施普林格·自然在全球先后設立6個學術顧問委員會,分別在美國、歐洲、日本、非洲、拉丁美洲和韓國。斯基珀說,這反映了施普林格·自然與科研界保持緊密聯系的愿望,“我們早就想在中國設立學術顧問委員會,因為中國科研實力蒸蒸日上,科研產出的質量和數量都實現了令人矚目的增長”。
近年來,中國學者在《自然》上的高頻亮相有目共睹。20年前,斯基珀還是《自然》遺傳學和基因組學編輯時,就目睹了中國在這些領域的驚人發展速度。她說,得益于穩定而持續的投入,中國科研正走向“成熟”,由過去的國際合作驅動走向本土自主發展,科研項目更具雄心,創新成果的全球影響力和顯示度與日俱增。例如,在新興的可持續發展領域,中國研究者在“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的落地應用上處于領先地位,為其他國家提供了可借鑒的方案。
“顯然,中國科研將繼續快速發展,并不斷壯大。”斯基珀表示,此次中國學術顧問委員會的成立將為研究人員、科研機構、科研資助者及政策制定者搭建一個深度互動的交流平臺。由此,施普林格·自然可以更好理解中國未來的科研發展和需求,同時也分享來自出版機構和編輯的專業觀點和國際視角。
世界面臨格局之變,科研合作重要性凸顯
如同自然生態系統,無論是科研,還是學術出版,多樣性是其業態健康的基石。同時,跨學科、跨領域,乃至跨國界的交流與合作至關重要。
“科學研究本質上是一項社會性事業,合作能使其更加蓬勃發展。”斯基珀坦言,世界面臨的格局之變,使科研合作的重要性愈發凸顯。尤其是,當前對科學的信任已成為一個全球問題,而這需要全球科學界共同應對。她期待開展更多包容、平等的國際合作,不只局限于北半球的“以東西方為中心”,也要納入全球南方。在她看來,營造一個更加開放的合作環境,讓數據和信息順暢流動,是科研的生命力所在。
作為《自然》史上首位女掌門,斯基珀自2018年上任以來不止一次來到中國、到訪上海。她欣喜地看到上海支持科研發展的“多元平衡”優勢:既有實力雄厚的高校深耕基礎研究,也有出色的應用研究中心推動成果落地。她特別提到成立僅一年多的上海尚思自然科學研究院,作為一家民非組織,它的獨特機制為上海的基礎研究注入新動能。
“科研需要全球化,但其真正的實力之源仍在本地人才與機遇。”斯基珀希望上海始終保持這樣的多元與平衡,施普林格·自然將繼續與上海以及中國更多城市的科研群體深化合作。
AI始終是工具,對科研負責的只能是人
AI for Science是近年科研領域的熱門話題,施普林格·自然也已推出90多項AI工具,深度融入科學出版流程。
但斯基珀對AI的看法,始終錨定其“工具屬性”。她承認,AI已能輔助完善研究假設、驗證猜想、篩選分析,還可生成合成數據用于模型訓練,甚至幫助總結研究結論、規劃后續方向;在學術出版中,AI也能為非英語母語研究者優化論文表達,或輔助整理文本。
“AI要參與其中,但人應處于核心位置。”這是斯基珀強調的原則——AI的價值在于提升效率、降低操作難度,但不能替代人類的判斷與思考,決策權與自主權必須始終掌握在人類手中。
斯基珀提到,早在3年前ChatGPT等生成式AI工具開放使用時,《自然》便出臺規定:允許研究者使用AI輔助科研與論文撰寫,但不許將AI列為論文作者。“原因很簡單,AI無法承擔科研責任。”她解釋,研究者發表成果時,需對研究行為、內容真實性、學術倫理負全責,而AI不具備自主意識與責任能力,不能成為責任主體。
在實際應用中,《自然》采取了“包容審慎”的態度。比如,AI可用于優化語言表達、整理實驗數據,但如果AI參與了核心研究設計或結論推導,研究者必須在論文中明確披露,確保過程透明。
被拒稿只是不適合,但仍然是一項好研究
身為《自然》總編輯,斯基珀坦言,每當遇到青年科學家,她最常被問及的是“如何能在《自然》上發表論文”。
“《自然》選稿的核心標準是成果的卓越性和影響力。”斯基珀解釋說,這意味著要能為人類知識體系作出重大貢獻,并具有超越本學科的廣泛影響力,比如能為其他學科、政策制定或成果應用提供啟示。但《自然》作為一本多學科期刊,并非所有論文都是同一種模式,比如《自然》也會發表一些解決方案很“絕妙”的文章。說到底,每篇論文都是一個“故事”,即便它是科學領域內的“科學故事”,也必須是一個有趣、有價值且引人入勝的故事。
斯基珀特別強調,大多數被《自然》拒稿的論文只是“不適合《自然》”,但“仍然是一項很好的研究”。她希望更多中國學者能理性看待拒稿,尤其是理解其背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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