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8月23日，以“重塑現代化：中國與全球南方”為主題的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第十二屆國際會議在廣州五山校區召開。此次會議邀請到了來自中國、美國、英國、新加坡、印尼、泰國等國家的知名學者，通過跨領域、跨區域、跨文化的深入對話，就關乎“全球南方”國家未來發展的多個議題進行了深入研討。 會上，圍繞21世紀初中國“山寨手機”發展的全球性意義，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榮休教授麥高登（Gordon Mathews）發表了題為“中國山寨手機如何引領非洲邁入互聯網時代”的演講，觀察者網經主辦方授權，整理并發布此文。

我是做人類學研究的，因此更聚焦于一些微觀話題。這篇論文的主要研究對象是中國的“山寨手機”，涵蓋了對香港、廣州及多座非洲城市里非洲商販，共計二十年的追蹤數據，考察了中國“山寨手機”在21世紀初所發揮的獨特作用。

首先，我們要承認中國在輸出“山寨手機”的過程中，確實為全球南方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益處。我們不能只從“山寨—侵權”的角度去評判“山寨手機”的作用。僅從這個角度出發，難免以偏概全、難以全面理解“山寨手機”的影響。

客觀上，我們要承認“山寨手機”對全球南方帶來的好處。以21世紀初為例，如果你在非洲各地旅行，就會發現非洲地區對外通訊十分困難，尤其在偏遠山村，打電話既昂貴、話費高，又十分不方便，只有等到中國的手機企業及“山寨手機”涌入非洲市場，才在事實上為非洲與外界的溝通提供了便捷、有效的基礎設施。

山寨機當年風靡全球

當然，無論是中國企業的原創手機還是“山寨手機”，這些年都在非洲市場獲得了大量收益，同時“山寨手機”的崛起也伴隨著法律層面的爭議與訴訟。但是時至今日，非洲大陸已發生巨大變化，人們可以通過WhatsApp、微信等各類社交與信息溝通應用，免費與外界建立聯系，非洲不再如當年般閉塞。

當前在肯尼亞已有80%的成人、在尼日利亞有60%的成人擁有智能手機，這一比例較以往明顯提升。與此同時，隨著過去25年里信息通信技術持續迭代，非洲市場的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

在智能手機時代早期，技術變革主要由美國、日本、韓國、歐洲的企業（如摩托羅拉、三星、諾基亞、索尼）主導，但如今越來越多的中國手機企業成為主要的技術迭代力量，競爭格局也隨之改變。在這方面諾基亞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它在手機行業里的地位在智能手機時代的格局中確實受到很大打擊。

2009年我在烏干達時，就聽一位當地手機經銷商向我“投訴”，他賣的是諾基亞正品，但許多同行賣中國“山寨手機”，價格幾乎與諾基亞正品持平，卻更好賣。我們也看到那位經銷商的店鋪鮮有人光顧，而在他店鋪旁邊的街角，我看到中國“山寨手機”正在熱賣。“山寨手機”定價相比于正版更低，客流至少是正品店的15倍。

當時這些“山寨”機型在功能上甚至已經超越諾基亞。而且在當地正版手機服務的費用遠高于其他手機，所以“山寨手機”的進入顯著改變了非洲手機市場的競爭格局。

早在2007年，就有另一位經銷商對我說，我們騙不了消費者，他們非常清楚自己的使用體驗，我們既不能靠“只賣正品”的名頭來糊弄他們，也不能賣“山寨手機”讓他們輕易在產品質量上讓步。

我們不能就因為它是“山寨手機”或者是“正版手機”，就給它貼標簽，認為正版手機就是A級手機、“山寨手機”就是B級、劣級手機。多數“山寨手機”至少在短期內還是可靠可用的，而產品本身的好壞、用戶體驗都會影響客戶的購買選擇。

消費者即便在購買“山寨手機”的時候依舊有自己的偏好與選擇。2008年我也買過一臺B級“山寨手機”，雖然我覺得它續航略短，但整體使用體驗并不遜于正版。而且像諾基亞6400這類正版機型極易被盜版，想做出類似的“山寨手機”并不難，技術壁壘并不高。

多位當地經銷商也向我提到，在2008年左右，撒哈拉以南非洲很多國家確實偏好中國產的“山寨手機”。當然我們可以從外觀、重量、品牌標識等細節入手對其真假進行甄別，也可以看其所用“模板”的出處。但是中國產“山寨手機”成本效益高、價格低廉，在當地，與韓國、日本的正品相比更具競爭力。

而且當地有不少用戶只打算短期使用，例如只需要使用14天。在這種低價、短用的需求下，“山寨手機”更受青睞。我在廣州看到過多款“山寨手機”，其中就包括盜版諾基亞的手機；我也見到過企業因盜版問題而面臨訴訟。

為規避風險，有的廠商會更換品牌名稱，或在設計上模仿其他正版機型（外形像蘋果或其他品牌），在細分市場中尋找自己的定位。

總體上，中國的“山寨手機”在2009年約占30%的市場份額；到2010年前后，很多“山寨手機”仍源自中國。這使得當時的人們幾乎將“山寨手機”等同于“中國山寨手機”，但隨著“山寨手機”產能逐步轉移到其他國家，中國手機也放棄了“山寨”路線，現在“山寨手機”已經不如當年那么火熱，正版手機重新成為主流市場。

在非洲，現在“山寨手機”仍有一定的價格優勢，比如在肯尼亞、尼日利亞這些海關腐敗較為嚴重的國家，正品與“山寨手機”的通關都不算困難。“山寨手機”的通關率可達30%～35%，正品與“山寨”的甄別愈發困難，市場上存在大量蘋果、三星以及部分中國品牌的高仿機型。

未來，“山寨手機”的這些優勢可能會越來越小。2017年，傳音已成為非洲市場份額最大的中國手機品牌，其整體市占率約為50%。許多非洲國家都能看到像傳音這樣成功的中國品牌。中國正品手機在非洲的售價不斷走低、質量不斷提升，以及中國對高仿產業的持續打擊使“高仿時代”基本過去，其在非洲的市場份額預計將繼續收縮。

傳音已經主導了非洲市場

最后，我想用剩下的幾分鐘談談“高仿手機”的重要性。基于多年的研究，我認為這類高仿或假冒手機總體上對市場是有益的。它們確實存在盜用知識產權、損害購買正品消費者的利益等問題，但這種造假不會像假冒胰島素那樣直接傷害使用者；相反，它們推動了手機在非洲的普及。

全球約80%的人口并不富裕，難以承擔智能手機的高成本，但為什么只有富裕人群才能使用智能手機呢？價格更低的中國高仿與“山寨手機”，讓更多人，尤其是非洲用戶，得以平等地使用智能手機。這種平等并非由當時某個經濟大國通過某種宏大政策得以實現，而是中國通過供給高仿手機促成了這種“平等”。我認為，這可以被視為中國在21世紀早期對全球化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當然，我們都知道，制造高仿品必然持續受到批評。正如我們開頭時所提，蘋果強烈主張必須更好地保護知識產權以推動技術進步。我也認同，若不保護知識產權，創新將受損。同時應看到，蘋果如今是全球利潤最高的公司，2024財年利潤達940億美元。此外這些公司也應考慮全球存在大量并不富裕的群體的現實，在我看來，技術不應因為正品售價過高而成為富人的特權。

現在我們編寫經濟學教材時，會更多在意仿造或山寨這些概念的經濟和法律意義。但是一百年以后，當我們再編撰經濟學教材時，我認為我們可能會更關注其在全球化過程中的意義；或許書中會提到通過高仿與“山寨”智能手機，中國加速了智能手機在非洲乃至全球的普及。而這是中國對全球化的重要貢獻：借由中國仿制的智能手機，全球化得以進一步下沉與擴展。所有中國人都應為此感到自豪。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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