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剪下的樹枝、廢棄的秸稈、飄落的蘆葦……這些看似無用的農林廢棄物，卻是和煤炭一樣珍貴的“能源”。

“我國每年生物質總量達100億噸之多，從能量角度來說2噸生物質能折合1噸標準煤，那么100億噸生物質可折合超50億噸標準煤，完全可以擔當能源重任。”南京林業大學教授、生物質氣化多聯產國家創新聯盟理事長周建斌告訴新京報零碳研究院。

8月15日，生態環境部就《溫室氣體自愿減排項目方法學 純農林生物質并網發電、熱電聯產》等4項方法學公開征求意見，隨著“純農林生物質并網發電、熱電聯產”即將納入全國溫室氣體自愿減排交易市場（CCER）第三批方法學，生物質能源行業即將迎來前所未有的機遇。

生物質，曾被誤解的“高污染燃料”，其實是國際公認的“零碳能源”

一段時間以來，生物質被誤解為高污染燃料，因為傳統的燒火做飯取暖對于生物質能源的利用率極低，直接燃燒污染物排放嚴重，而這種污染是由于使用方式不當產生的，并不是生物質能源的問題。

周建斌教授再次為生物質能源正名，農林生物質是國際上特別是歐盟發達國家公認的零碳能源，而且是唯一穩定的可再生能源，“與風能、太陽能等間歇性可再生能源不同，農林生物質能與煤炭等化石能源一樣提供穩定的能源供應。”

此次CCER第三批方法學將“純農林生物質并網發電、熱電聯產”納入，周建斌教授認為這對行業發展具有重大推動作用，“對公眾正確認識農林生物質是零碳能源而非污染性能源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另外，這一政策能釋放巨大的經濟價值，因為我國農林生物質資源總量巨大。”

周建斌教授列出了一組數據：我國森林覆蓋率超過25%，面積約40億畝，每畝林地每年通過修枝剪丫、間伐可獲得約2噸林業廢棄物；同時，我國的城市綠化、道路綠化和小區綠化產生大量城市木廢料，以北京市為例，僅每年修剪（被動）的市政園林綠化廢棄物達570萬噸，如主動修剪，其數量會增加10倍甚至更多；秸稈、蘆葦等農業廢棄物每年超10億噸，我國每年生物質總量達100億噸之多，從能量角度可折合超50億噸標準煤（2噸生物質折合1噸標準煤），完全可以擔當能源重任。

技術破困局，多聯產技術可告別補貼依賴

生物質發電行業此前曾嚴重依賴國家補貼，一方面由于生物質原料的成本較高，另一方面是由于收儲運體系不足，生物質發電單機規模相對較小，導致發電效率較低、效益欠佳。

對于生物質發電行業長期面臨的補貼依賴、原料成本高等問題，CCER機制能否有效改善行業盈利狀況？周建斌教授給出了肯定的答案。

“我認為農林生物質發電目前面臨的經濟效益問題，可以通過技術創新。比如說，我們南京林業大學提出并研發的農林生物質氣化供熱聯產電、炭、肥技術，就可以不需要國家補貼，發電和供熱可以實現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因為生物質炭和生物質肥價值更高。當然若CCER機制能夠將生物質能源作為零碳能源，替代煤炭等化石能源，算上碳交易價格，可以有效改善行業盈利狀況。”

周建斌教授認為，生物質能源化利用的未來方向應該是高附加值的綜合利用，這也是生物質發電領域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必然要求。生物質的能量密度、單位熱值決定其單位質量發電量的上限，在并網電價無法提升、收益難以覆蓋成本時，必須轉型為生物質多聯產的綜合利用，尋求多重收益、降低發電成本。

發展潛力巨大，生物質將成減排重要支柱

談到未來生物質能源在“雙碳”目標下的發展潛力，周建斌教授充滿信心。

周建斌教授認為，生物質能源是唯一可全面替代化石能源的穩定可再生能源。生物質熱電廠與煤炭等化石能源熱電廠一樣穩定，生物質可以轉化成氣體替代天然氣、固體炭替代煤炭、液體燃料替代石油。

周建斌教授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議：建議林業部門將森林資源保護和綜合利用結合，轉變傳統封山育林的觀念，科學有序修枝剪丫、間伐，將部分煤礦工人和林業消防工人轉變成林業能源工人，完善種-收-儲-運-用體系。一是解決生物質能源技術的原料問題；二是起到森林防火作用；三是林業生長得會更好、吸收更多的CO?。林業的面積、生長時間和生物量是農業的數倍。

“如果國家把林業當作農業來重視，林業生物質數量還會數倍增加，達到百億噸以上，這樣可以解決我國能源安全問題并提前實現碳中和。”周建斌教授展望道。

另外，周建斌教授還建議，要放寬市場準入，簡化該技術項目的企業環評報告、可行性研究報告、能評報告等審批流程，縮短項目立項時間，建議國家電網/供熱管網/供氣管網對該技術生產的電能/熱能/燃氣優先并網，以確保企業順利良好運行。

隨著CCER第三批方法學的逐步落地，周建斌團隊研發的生物質氣化多聯產技術正迎來產業化良機。修剪下的樹枝不再是廢物，田間廢棄的秸稈不再是污染源，它們正悄然變身，成為替代煤炭、天然氣和石油的“零碳能源”。

新京報零碳研究院研究員 陶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