獅泉河緩緩流淌，滋養出一片綠瑩瑩的濕地，藏羚羊和野驢悠閑地散著步。濕地一旁，高聳起一座百米高的懸崖，一字排開的三個洞穴，高高掛在半山腰。正值盛夏，陽光熾烈，但天氣涼爽，7月中旬剛下過一場暴雪。考古學家王社江的綠色沖鋒衣里面，疊穿著襯衣和毛衣，舊舊的牛仔褲已經泛白、發軟，口袋處擦破了幾個洞。

“慢點兒，不能走得太快。”王社江坐在一塊大石頭上，笑著提醒。7月27日接近中午，記者與考古隊員踩在沙礫和巖石上，一路緩緩爬山。這里是西藏自治區阿里革吉縣的荒野，海拔4700米。王社江61歲，其余三個人都是三十出頭。每走一段，就要歇一會兒，等待過速的心跳平復。爬到洞穴腳下，一塊近乎垂直的巖石擋住去路。考古隊員靳英帥手腳并用爬了上去，在上面找到一架梯子，遞了下來。

一段5分鐘即可完成的路程，用了近20分鐘才抵達。8年來，王社江已經爬過這座懸崖數百次。這幾個洞里裝著人們對于青藏高原最新的認識，蜚聲國際學界。

陜西人王社江稱這些洞穴為“洞子”，語氣親切。吸引他們來此的，是洞子里留下的罕見的古人類遺存。在洞穴的蔭庇下，遺存層層疊疊埋入沙土，保留下至少三個時代的痕跡，最早可追溯到10萬年前。而長久以來，青藏高原的人類活動證據僅停留在萬年上下。

青藏高原舊石器時代這一輪考古行動的收獲，顛覆了人們對高原古人類乃至全球古人類研究的諸多認知。今天，他們從這個洞穴出發，尋找青藏高原上的祖先。

遠眺獅泉河邊的梅龍達普洞穴遺址 攝影/本刊記者 倪偉

洞中十萬年

陽光照進洞穴，朝外的一半被打亮。巖壁上，白色的海洋生物化石，留著青藏高原還在海底時的遠古記憶。而鮮紅的人形、手掌和太陽巖畫，以及佛教真言，則記錄著人類與這個洞穴的故事。

在洞穴中心，一個14米多深的深坑直抵巖石層。王社江站在深坑邊緣，仿佛面臨深淵，畫面蔚為壯觀。這是在2018年至2023年6年時間里，考古人員以每層2至5厘米的深度持續發掘而成的。古地質、古生物、古環境、年代學等專業學者，都進入過這個深坑，破解洞穴的身世。

行走在洞中，腳下稍微用力，便帶起一陣粉塵。洞中的土壤和動物糞便，在數萬年的干燥環境中化為極為細小的顆粒。當考古隊員在這里揮鏟時，動靜如同水泥廠的車間，塵土漫天。他們從拉薩專門運來工業抽風機和發電機，戴上防塵口罩、護目鏡，戴著耳塞減弱抽風機的轟鳴聲，再套上耳套。

“還不僅是粉塵，還是糞塵。鳥糞、羊糞、蝙蝠糞的粉塵無孔不入，一身臭味。”靳英帥說。他們不好意思住酒店，便在縣里租了兩間平房住。

在洞中，每次下蹲，都有一股窒息感涌來。這種高原反應比爬坡更難受。剛開始在此發掘時，王社江回憶是“心臟都要跳出來”。

王社江是著名舊石器時代考古學家、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也是亞洲舊石器考古聯合會副主席、中國考古學會舊石器考古專委會主任。他性格周到細膩，多年前，考古隊在西藏那曲尼阿底遺址附近村部駐扎，他每天給全隊烙餅、下面條。在車上，他一邊跟年輕隊員聊天，手里一邊掰掉餅上的霉斑，遞給大家吃。那是附近縣城能夠買到的最好的干糧了。

他主持了梅龍達普洞穴遺址的考古發掘。這個洞就是他發現的。

2018年7月，他在從那曲去往革吉縣城途中遙望到這幾個山洞，隨后帶著隊員進洞勘查。第一次進洞時，靳英帥猛然被山洞的巨大所震撼。“可能是我這輩子見過的最大的洞！”他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抬頭看不到頂，一眼看不到頭。”

整個洞平面1000多平方米，深處還有一個隧道，有探洞者進入過，綿延上百米。而洞里的土層堆積，則更令人驚喜，這意味著土壤中會有不同時代的文化遺存，甚至可以測定年代。這幾個洞，不啻為青藏高原送給當代人的一份厚禮，由考古工作者拆封。

牧民告訴他們，這座山叫梅龍達普，意思是“腰間的鏡子”。梅龍達普洞穴遺址群由此得名。

“在我們上青藏高原之前，人們對于西藏的舊石器時代幾乎是一無所知的。”王社江說。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舊石器時代考古人員，2012年初次登上青藏高原展開調查。在此之前，科研人員僅在20世紀50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發現過一些零星遺存，所獲信息有限。

與青藏高原并稱為世界三大高原的，是非洲埃塞俄比亞高原和南美安第斯高原。埃塞俄比亞高原上，人類活動的極限高度是海拔3500米左右；安第斯高原的人類拓殖高度上升到4480米。梅龍達普洞穴遺址的出現，作為全球海拔最高的超大型史前洞穴遺址，打破了很多世界紀錄。

如同世界上那些知名的洞穴遺址，梅龍達普也被不同年代的人類反復當作家園。從下至上，有三個不同時代的地層，分別距今10萬至5萬年，距今4.5萬年，以及距今4000至3000年。王社江說，考古更多時候只能捕捉到歷史瞬間，但梅龍達普罕見地留下了一段綿延縱深的歷史軸線。

上圖：梅龍達普洞穴遺址發掘現場 圖/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供

中圖：梅龍達普洞穴遺址二號洞穴的石頭墻 攝影/本刊記者 倪偉

下圖：梅龍達普洞穴遺址第三期石制品、骨制品和裝飾品遺存，距今約4000至3000年。圖/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供

梅龍達普洞穴的使用持續到幾十年前，牧民還在里面圈養羊群，他們壘砌的石墻仍在。這也能算是第四個時代。十萬年間，洞穴永在，人類來來去去，暫居其間。他們到底是誰？與我們是否有血緣關系？

青藏高原就像一個巨大的盲盒，只掀起了一角。

考古隊員在西藏阿里調查途中采集石器。攝影/本刊記者 倪偉

“路過萬物，像一陣風吹過”

7月28日，王社江驅車離開革吉縣城，帶上記者和兩名年輕的考古人員，繼續在附近做考古調查。此地的地貌，由一個連一個的巨大盆地組成，四周山脈平緩，如同微風之下波濤起伏，公路平整如新，舒緩地穿越盆地中心。

王社江一邊操縱方向盤，一邊向兩側打量，憑經驗搜尋可能存在的遺跡。“這是個超級‘大家伙’。”他提醒記者。眼前這片盆地中，連綿不絕地分布著古人類遺跡，面積超過10平方公里。

又駛出100多公里后，他突然將車開出公路邊沿，顛入碎石嶙峋的戈壁。然后猛踩一腳油門，駛上一片臺地。考古隊員下車，彎腰在滿地碎石中尋尋覓覓，不一會兒，就發現了幾塊人工打制過的英安巖。這種黑色石頭，由于硬度、銳度都十分適合加工利用，成為古人類打制細石器的上佳原料。

但王社江納悶，撿到的大多是原料，卻很少見到成品，不像是古人停留過的“根據地”。他抬頭遠望，幾公里外有一片湖泊，中間是寬廣的谷地。“去那邊，保準有。”他走向通往谷地的緩坡。

緩坡上矗立著幾個來歷不明的“巨石陣”，似乎有意地面朝湖泊。靳英帥先走到了最近的一處“石陣”，突然大喊一聲：“有了！”王社江趕過去，不住地“哎喲！哎喲！”。眼前，一塊碩大的英安巖端正地擺在一塊巖石上，在黃色沙石中黑得耀眼。如此碩大的英安巖極為罕見，上下兩面平整，二三十厘米見方，外表光滑，顏色純正，如一匹黑色綢緞。

“一級品！盤狀石核王！”王社江雙手捧起石頭，湊近自己興奮的臉，與石頭對視，“告訴我，是誰把你放在這兒的？”

在這塊石頭周邊數米之內，散落著幾片同樣材質的小石片。他們試著拼合，嚴絲合縫，確認是從大石上剝落的。這塊大石是一塊原料，或稱石核，古人類從它身上剝下石片，打制成各種趁手的工具，用來覓食與防身。

他們將這些石器裝進樣品袋，記錄下此地位置和發現情況。王社江相信，附近還有更大規模的人類活動遺跡，“咱們還沒找到大窩窩”。但已經是下午5點多，還有150公里的回程要趕，只能留待以后。

年復一年，他們開著車在高原上奔馳，越過戈壁，穿過草原，涉過河流，地上的石器指引著方向。有一次，王社江與另一位學者循著遺跡線索，一不小心開到邊境附近，路邊牌子上寫著：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青藏高原形成于4500萬年前，古人類留下的舊石器，來自數千至數萬年前。相比于群山、溝壑、河流與巖石，每個人都是須臾過客，如里爾克詩句所言：“我們只是路過萬物，像一陣風吹過。”

王社江估算了下，西藏60多個縣，已經調查過40多個，新發現了數以百計的舊石器遺址。然而，西藏如此廣袤，一個阿里地區便大于兩個山東，如何才算跑遍呢？有怎樣的篩選和辨別方法？

“這不太好說。”他瞇起眼睛，憨厚一笑。雖然性格坦誠，但這是畢生秘籍。

王社江2012年第一次登上青藏高原調查，此前數十年，他的考古領地在秦嶺，成果國際知名。連續十多年在高原調查和發掘，行程數十萬公里，經驗和眼光由此鍛煉出來。“現代人很多地方跟古人是一樣的，到一個地方一看，在哪里待著最舒服，就會去哪里。”在路上，王社江吐露了些許奧秘，“實際上跟后人的‘風水’是一樣的。”

靳英帥后來補充道，王社江曾跟他講過，了解古人就是了解自己的過程。扔掉所有現代工具，當你置身在一片曠野之中，你會選擇在哪里安身？“看到一個地方感覺特別好，往往就能找到。”他說，“感覺突然古今之間就貫通了。”

他們調查的地方，往往方圓幾十公里沒有人煙，間或能遇見一些單門獨戶的牧民。見他們彎著腰在地上找來找去，有牧民好奇地過來問：在找金子嗎？不是金子。他們找的是石頭，尤其是那種光潔、漂亮的黑色石頭。

四萬年前的“石器工業基地”

在北京，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七樓的辦公室里，高星從桌上的樣本盒里拿出兩塊石器，其中一塊就是這種炭黑色巖石。石器修長，尖端鋒利，握持感很好，像石刀，也像矛頭。

從尼阿底遺址地表采集的石葉。圖/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供

這兩件出自西藏尼阿底遺址的石器，標志著一個新的時代來臨。高星是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亞洲舊石器考古聯合會榮譽主席，他手握石器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它們的原形是石葉，是人類進入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標志。

石葉技術的成品規范、精致、鋒利，被認為是早期現代人的技術標識。石葉流行于歐洲、西亞、非洲、西伯利亞、蒙古地區，繁盛期為距今4.5萬至3萬年，但在同時期的東亞卻罕有發現。

可想而知，當考古人在青藏高原發現這些石葉時有多么興奮。高星回憶說，當時，考古隊員們不顧4600米的高海拔，激動地在空氣稀薄的曠野中吶喊、奔跑。那是2013年6月，在西藏那曲市申扎縣色林錯的湖邊，他們用附近的尼阿底山脈為遺址命名。

延綿數公里，尼阿底遺址的石器沿湖邊散落。約4萬年前，一個到此狩獵或采集的族群，偶然在尼阿底山梁上發現了質地優良的巖石材料。他們采石備料，在山腳、湖邊加工，敲打之聲叮叮當當不絕于耳。“這里是三四萬年前一處石器制造場，面積達2平方公里。”高星說。

2016年，西藏那曲市申扎縣尼阿底遺址發掘現場。圖/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供

尼阿底還有更好的運氣：這里有土層堆積。

因為特殊的地理環境，在青藏高原做舊石器時代考古調查，有一項特殊的便利。這里多屬于剝蝕地貌區，在強風和雨水作用下，地表要么一層層剝蝕、削減，要么根本無法留下沉積物。即便數萬年前的遺物，也多裸露在地面，俯拾皆是，不必深挖。

然而，困難也由此而來。石頭本身很難測定年代，失去原生地層的沉積物和埋藏信息，便難以知曉遺址形成和人類活動時代。以前在青藏高原雖然采集過石制品，但由于無法獲得測年數據，難以做更深入的研究。

但尼阿底遺址改變了一切。這里有考古人夢寐以求的原生地層。他們剝開層層粉砂細礫，提取與石器同層的石英砂粒，進行了光釋光測年。他們還發現了兩粒珍貴的殘破螺殼，進行了碳-14測年。兩種測年手段的數據相互印證，確認了尼阿底遺址的年齡——距今4萬至3萬年。

史上第一次，科考人員在西藏發現了有可信年代數據的舊石器時代古人類遺址。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區古人類生存歷史，從數千年猛然加長至4萬年。隨后，梅龍達普洞穴遺址又將這個數字延長到約10萬年。

人類活動的最高海拔紀錄，此前定格在安第斯高原的Cuncaicha巖廈遺址，海拔4480米，約1.2萬年前。尼阿底遺址全面更新了這一紀錄，也改變了人們對于人類適應高原極端環境的認識。2018年，《科學》在線發表了張曉凌、高星等人的論文，公布了尼阿底遺址的研究成果。

尼阿底先民留下了石器制造場，但對自己的下落諱莫如深。居住于此的古人類本應留下更多的遺物與遺跡，包括作為食物剩下的動物骨骼，用火后留下的炭灰，運氣更好一點，還會留下人骨化石。這些考古人都沒有找到。

高星說，人骨形成化石是極小概率事件，需要極其特殊的條件。如果骨頭暴露在外，會被風化降解，只有埋在土壤下，沉積物中的礦物質逐漸取代骨骼中的有機成分，才能變成化石。

“考古就像干刑偵，破遠古的謎案。”高星笑笑，“有時候運氣會很好，但遺憾更多。”

青藏高原東北部白石崖溶洞遺址，科研人員進行土壤沉積物DNA樣品現場取樣。圖/中新

祖先為何勇闖高原？

青藏高原迄今最早的一塊人骨化石，來自高原東北邊緣甘肅夏河縣的白石崖溶洞，身世曲折離奇。

據傳，1980年某一天，一名僧人在白石崖溶洞里撿到了這塊人骨，這是一件高度石化的右側下頜骨化石，連著兩顆牙齒。僧人將化石送給當地一位活佛，直至近40年后，2019年，化石輾轉到了學者手里。隨后，一個神秘的古人類種族在中國首次現身。

這位古人生活在距今16萬年前或更早，屬于丹尼索瓦人。丹尼索瓦人的人骨中，檢測出一種基因：EPAS1。這種基因片段至今仍存在于藏族人身上，是一種適應高海拔環境的特殊耐寒基因。有學者推斷，青藏高原古人類正是從丹尼索瓦人身上獲得了這種基因，才具備挺進高原的身體條件。

數萬年前，沒有任何科技加持的古人類，為何要舍棄廣闊的低海拔地區，涉險踏上高海拔生命禁區？

“我們經常會被問到：平原這么大，他們為什么到高原去？”高星說，“肯定是有原因的。”比如，在氣候環境比較溫暖適宜的時期，高原的動植物資源會相對富集，而且人少，競爭壓力小。一些人群到了高原，可能獲得比低處更好的生存條件。再比如，當平原人口壓力增大，或許也會促使一些人群短期進入高原生活。

高星還提出一個觀點，人類這個物種天生擁有探索的欲望。到新的地方、到無人區去開疆擴土，或許是出自一種天然的征服欲和好奇心。

高星與美國學者杰夫·布蘭廷翰姆曾提出三階段假說，推斷古人類在距今3萬至1.5萬年進入高原的低海拔地帶，進行季節性獵食活動，8200年前進入中海拔地帶常年活動，6000年前才實現在高海拔地區的定居生活。一系列新的發現，將這個假說的時間節點大大推前。高星自己更新了自己的假說。

因為擁有石葉技術，距今三四萬年前的尼阿底先民，已經屬于早期現代人。高星說，一個重大科學問題由此引發——現代人的起源與擴散。“現代人起源與擴散有不同的假說，比如‘走出非洲說’‘多地區連續演化說’，以及‘連續進化附帶雜交說’等。今天，我們所在的現生人群，就是早期現代人演化而來的物種。”高星說，“尼阿底遺址說明，至少在三四萬年前，我們的直接祖先——早期現代人——已經到達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區，譜寫了一曲開拓與進取的演化凱歌。”

他們從哪里擴散而來？尼阿底遺址的石葉技術，成為還原遷徙之路的一條線索。

尼阿底遺址考古發掘領隊、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張曉凌說，從更大范圍來看，擁有石葉技術的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廣泛分布于青藏高原西部的帕米爾高原，西伯利亞阿爾泰、貝加爾湖， 以及蒙古國北部等地區，在毗鄰高原的低海拔地區，僅有寧夏水洞溝遺址。如此可以猜想，有兩條可能性較大的交流路線：一是從西伯利亞和蒙古北部橫穿戈壁，經寧夏水洞溝連接高原腹地；二是從北亞地區繞戈壁邊緣，經中國東北部連通水洞溝及青藏高原。

一切都是推想。“由于當前開展的工作有限，現階段我們還無法精確推斷古代人群初入高原和永久占據高原的起始點與擴散路線。”高星補充道。

但有些事實已經可以明確。王社江強調，數萬年前的青藏高原，絕非遺世孤立之地。梅龍達普洞穴遺址一期的“石核—石片”技術體系，與華北、云貴同時期石器技術有異曲同工之妙，很可能存在交流。青藏高原是歐亞大陸上的一條遠古大通道。

舊石器時代十分漫長，青藏高原的人類活動史或許長達20萬年以上。今天有幸發現的遺址，僅僅是幾個歷史瞬間，想要建立完整的舊石器時代歷史，難于登天。“我們在青藏高原解決的學術問題，還僅僅是滄海一粟。”高星說。

研究青藏高原古人類，不僅為了重建過去，也有現實意義。古人類為何、如何挺進高原，適應極端環境，對于探索人類未來面臨的環境變化和發展問題也會有所啟發。

“比如當氣候發生劇烈變化，地球環境可能變得很不穩定，災變頻繁發生。其實目前我們正在經歷這樣的變化。以古鑒今，當年我們的祖先是如何適應高海拔極端艱困環境的？人類的適應生存能力有多強？該用什么方式應對極端環境變化和惡劣氣候？”高星說，“這對人類的現在和未來，能提供參照和啟示。”

高原歷險記

高星氣質斯文，頭發梳得一絲不茍。但在尼阿底的時候，他也難免蓬頭垢面，一個月不洗澡。

尼阿底遺址發掘，是一段令參與者們至今不愿回首的艱辛往事。尼阿底距離縣城十分遙遠，考古隊借了村委會兩間破舊的平房當作駐地。沒水沒電，信號微弱，水井在300米外，發電依靠柴油發電機，幾個小伙子扯斷了數根繩子。

晚上，他們在破沙發和行軍床上，頭挨頭，腳抵腳，蜷縮在睡袋中保持體溫，艱難入睡。女隊員棲居的小屋本是一間庫房，散發著陳年腐肉的異味。每當雨雪紛飛，屋頂總會漏雨，夜里突至的冰雨浸濕睡袋，冰涼刺骨。

高星患有高血壓，每次上高原都有強烈高反，紅景天和氧氣袋效果甚微。有幾位隊員實在無法適應高寒缺氧環境，身體出現劇烈反應，只好中途撤離。而留下的人，頭痛、腿疼、失眠、眩暈、腹瀉等缺氧反應如影隨形。

長途調查的行程中，危險更是時刻潛伏。

那曲雙湖縣，平均海拔5000多米，是中國海拔最高的縣，面積11.67萬平方公里，比江蘇省還大。有一天，他們在雙湖的調查十分順利，一天發現了五六處遺跡，滿載而歸。回去之時，幾近天黑，車突然壞了。

當時他們距離公路還有三四公里，載著五個人的越野車不停熄火，終于挪到公路邊，就徹底罷工了。縣城在100多公里之外，呼叫救援幾無可能。車壞在野外，徹夜的寒冷和野狼有致命威脅。他們打開手機電筒，揮舞著攔車。一輛四川牌照的車停下，留給他們一個扳手。又一輛去往西安的車輛停下，捎上了兩名隊員。最后，一輛車拖著他們回到縣城，已經深夜1點多。

2013年夏天的那場車禍至今讓他們心有余悸。從那曲轉往阿里的途中，載有兩名考古隊員的越野車，一頭栽進坡道上突然閃現的短坎，司機手部骨折，副駕駛座位上的陳祖軍腰椎骨折，后排的王社江頭部受傷。王社江回憶道，幸好路邊有護溝，否則就會翻下懸崖。

現場海拔5000多米，沒有任何信號，考古隊求助無門。兩輛車一共7個人，載有大量儀器設備，只能把傷者抬上未受損的那輛車，趕往最近的縣城救治，留下兩位隊員和儀器輜重在荒郊野外。顛簸了4個多小時后，傷員才被送到最近的縣醫院，但救治條件有限，只好又輾轉趕赴日喀則。

簡單治療后，他們又踏上路途，陳祖軍則臥床數月，留下了后遺癥。而那天被留下的兩位隊員，直到10個小時后才被接回，在寒夜中饑寒交迫，擔驚受怕，度過了最漫長的一天。

在荒涼的世界屋脊上，不確定的風險，直到今天依然時刻相伴。

左圖：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王社江（中）及考古隊員靳英帥（左）、譚韻瑤在梅龍達普洞穴遺址。攝影/本刊記者 倪偉

右圖：2016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高星在尼阿底遺址。圖/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供

后生可畏

革吉縣的地名，在藏語中是“殊勝”的意思，而現實中卻如同一片遺忘之地。2012年，王社江第一次在革吉縣落腳，縣城沿街是大量土房子，屈指可數的幾家飯店，飯菜半生半熟。縣城最好的酒店里，“沒有一個東西是好的”。

那時革吉縣和阿里能買到的東西很少，連編織袋、繩子之類的物品，都要從北京或拉薩帶來。幾年后，317國道通到革吉縣，現在他們出發前就網購好一些物資，快遞十天可到革吉。317國道即川藏公路北線，逐步貫通后，北線的考古調查如虎添翼。

“每年上來，都感覺變了一個樣子。”靳英帥說，“可能去年還沒網絡，今年就通5G了。”而20世紀80年代，考古人員在高原做文物普查時，還住過牧民的羊圈。

7月28日，一整天的調查往返近400公里。在天高地迥、山崖無際的藏區，幾百公里也近如一箭之地。這天沒有專職司機，王社江全程自己開車，他已經練出超常的精力，讓年輕人得以在漫長的歸途中睡得東倒西歪。

“等你們到我這個年紀，大概可以坐直升機調查了，帶上你們的學生。”說這話時，他正驅車翻過5200米海拔的一座山。結束調查回到縣城，他從駕駛座上走下時，打了個趔趄。

“我可能再跑個3年吧，”王社江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攢了很多資料沒有整理，關中、洛南、漢中，還有青藏高原等等。”這一天調查，他們發現了幾處新的遺跡，帶回一塊大石核，高原科考地圖又標記上新的點位。與此同時，十幾名年輕的考古隊員又在革吉的噶尼遺址忙了一整天。

青藏高原是國際學界關注的幾大學術熱土之一，他們的每一步進展都受到全球矚目。青藏高原舊石器時代新發現，已經數次在國際頂級學術期刊發表。靳英帥在美國內華達大學交流過一年，他選擇了一位高原考古專家作為合作導師，后來才發現，導師研究的高原只有海拔2000米。雖然他還是個學生，但由于在青藏高原做考古，常常有人興致勃勃找他討論。

靳英帥統計過在梅龍達普洞穴遺址工作過的年輕學者和學生，至少有50人。“以后回頭看，這里有可能成為青藏高原舊石器時代考古的黃埔軍校。”他說。

在梅龍達普洞穴的那天中午，考古隊員譚韻瑤一直輕盈地走在前方，攀巖過坎，動作敏捷。她是個小巧玲瓏的廣東姑娘，2018年畢業后進入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她是少有的毫無高原反應的人。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始終與西藏當地考古機構合作。譚韻瑤入職當年，便進入梅龍達普洞穴遺址考古隊，經歷始終。“我并不是學舊石器時代的，剛開始一兩年，我還在學著認石器，梅龍達普項目教會了我很多。”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這兩位是我們的干將。”王社江指著靳英帥和譚韻瑤，對記者說道，“他們在工地管事的時間比我還多。”他們分別出生于1993年和1995年，都已經是青藏高原上的老隊員了。

王社江的身體和思維，總在巨大的時間和空間跨度中移動，難得靜止在此時此刻。7月27日，他獨自爬到梅龍達普洞斜對面的一座高坡上，眺望這幾個無比熟悉的洞穴。“這么多年，我只有兩三次在這個位置看洞子。”他坐在巖石上，出神許久。

為了在黑暗環境中進行光釋光測年，借助土層中石英砂粒磁性信號的變化測定年代，有時，他們要在夜里爬坡進洞。有一些晚上，站在梅龍達普洞口，看著滿天星光，譚韻瑤“靈魂出竅”了片刻。“他們（古人類）是不是也是跟我們一樣，在這樣的夜晚看到同一片星空？他們心里會想些什么？”她笑了，“突然就覺得好浪漫。”

發于2025.8.18總第1200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在青藏高原尋找祖先

記者：倪偉（niwei@chinanews.com.cn）

編輯：楊時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