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經濟學院院長張軍輕輕撥開小書房那扇門時，午后的光斜斜印在書架，經過小簾削濾，輕柔溫和。他的藏書多在辦公室和居所一樓的書柜上，這間小書房是他的日常工作間，我們的訪談對話就在這里開始。

小書房像個被時光吻過的箱，每一件器物都是未拆的信箋——俄羅斯畫廊淘來的70年代油畫還帶著圣彼得堡的氣息，照片中緬甸的老婦人的皺紋滲著柚木香氣，布達佩斯青年藝術家的青銅雕刻沉甸甸壓著手心，仿佛攥著多瑙河的晨昏……

那年在英國大英博物館撞見吳冠中個展，江南水鄉被一把寬刷掃出寥寥數筆，青瓦是墨色的面，流水是留白的線，張軍突然就懂了：學者拆解經濟現象，恰如畫家剖白山河——最復雜的肌理，往往藏在最簡潔的邏輯里。后來在上海美術館的冬日，他竟真的與吳冠中先生偶遇。

張軍的書架上隨機擺放著來自世界各地的紀念品

留心美的來處，四處收集美物。張軍整潔的書架藏著另一重宇宙。楊振寧傳記里夾著1984年講座的回憶。他翻書時指腹總摩挲著書脊，那些在字里行間相遇的靈魂，在我們的聊天中再度說開。

從視覺藝術的構圖與表現，聊到經濟學研究的簡潔與高明；從楊振寧先生的科學史視野，聊到青年學者如何跳出“重復積累”的窠臼；從日本“失去的三十年”，聊到當下中國年輕人對“情緒價值”的消費。在張軍看來，無論是藝術還是經濟學，其底層的審美與邏輯是相通的。

我認為審美在所有領域都是相通的

您書房里掛著和擺放著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品，每一件似乎都有故事。

張軍書房一側。墻上左側兩幅畫從俄羅斯帶回，墻上右上角的畫為張五常先生贈送，桌上青銅器在布達佩斯購買

張軍：大部分藏品背后的故事我都還記得。

這兩幅是從俄羅斯帶回來的，是70年代蘇聯油畫家的作品。當時帶藝術品從俄羅斯離境很麻煩，畫廊要幫你去政府文化部門申請證明，所以你不能等到臨走那天再去買，手續辦不好。所以我也積累了經驗，如果有意向，一到當地就要先去買，這樣離開前才能辦好手續。

這個青銅雕塑是我在布達佩斯買的，很重，是實心的，當時就放在我雙肩包里自己背回來的。其實這里大部分東西，包括張五常老師送我的那幅趙無極的復制品，都是我自己一件件背回來的。

我比較喜歡逛畫廊、手工藝品店和美術館。去美術館一方面是看展，另一方面也是逛它的文創店。有些作品有復制品，我就會買回來，自己再把它裝裱起來。就像陳逸飛的這兩件作品的文創。

您對藝術的興趣非常濃厚，這種審美偏好，對您做經濟學研究有什么觸類旁通的影響嗎？

張軍：我認為審美在所有領域都是相通的。我們常說經濟學研究要有審美，有的學生工作做得不錯，但文章寫不好，就是因為審美不過關。

當你欣賞人文、藝術作品時，最后會思考它們究竟給你帶來了什么。我覺得主要得到兩樣東西：

一是表現手法。就像藝術家去寫生，不同的藝術家在現場看到的東西不一樣，最重要的是他如何把這種差別表現在作品上。我當年在英國大英博物館看吳冠中先生的畫展，非常震撼，主要就是震撼于他的表現手法。他用那么簡潔的顏料，一把刷子似的寬油畫筆，用很簡單的線和面，就構成了一幅非常漂亮、能抓住景物核心特點的作品。這跟我們做科學研究是一樣的。你看到的經濟現象非常復雜，一個高明的經濟學家，就應該能用最簡單的概念和邏輯關系把最復雜的事情說清楚。

二是構圖。現在很多人用手機拍照，會發現照片之間有很大差別，主要就是構圖的差別。做社會科學研究也是一樣，從構圖里能得到很多體會。說白了，當把一個問題研究透徹，要寫成一篇學術論文時，就存在一個角度和結構問題：我該如何表達和敘事，才能讓文章讀起來特別舒服？這和藝術品的構圖是完全相通的。

我基本上買了楊振寧先生傳記的所有版本

除了藝術，閱讀在您的學術生涯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學術起步階段，有沒有哪本書對您經濟學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

張軍：中國改革開放剛剛起步時，出現了一個新現象——通貨膨脹。80年代，物價反復暴漲，甚至出現了搶購潮。但當時課堂上老師教的經濟學，比較抽象和思辨，不怎么接地氣，沒有穿透我們自己經濟的現實現象。

正好在這個時候，也就是1984年，南開大學出版社翻譯出版了普林斯頓大學鄒至莊先生的《中國經濟》一書。

我看了這本書后特別受觸動，覺得經濟學就應該這樣，要和現實完全結合，而不是紙上談兵。這本書用了中國官方有限的統計數據，用現代經濟學的概念、公式和方程式進行計算和統計分析，感覺非常科學。我當時就想，如果我學了經濟學，能做這樣實實在在的分析，不就能對中國經濟有更深入的認識了嗎？所以我那時就覺得，這才是真正的經濟學，這也應該是念經濟學的學生應該學的東西。

除了專業書籍，還有什么閱讀體驗給您帶來過極大的震撼？

張軍：無論是藝術家、科學家還是經濟學家的傳記或回憶錄我都非常喜歡讀，我基本上買下了楊振寧先生傳記的所有版本。

大概是84年的冬天，我在讀本科時在學校第一次現場聽了一場楊振寧先生的講座。講座原定在數學系小禮堂舉行，后來因為人太多，臨時改到大禮堂（即相輝堂）。我記得我是跑過去的，但即便如此，下面也已經沒有位置了，我只好溜到主席臺上的左側站著聽完。

從那次講座以后，我就覺得楊先生了不起。為什么？你很少聽到一個大學者，能像他那樣去講科學史。他可以從早期時代講起，把主要領域里的重要人物做了什么工作、寫在哪篇論文里、彼此是什么關系、如何做出成果的、是對是錯、又如何影響后人等講得一清二楚。這就相當于，一個人做學問，不僅能做好自己的工作，還能把自己放到時代坐標中，對周圍相關或不相關的人和事都能做到如數家珍。我覺得這是真正了不起的事情。

90年代初我到香港出差逛三聯書店，居然在書架上找到了根據楊先生當年在復旦演講內容編成的一本書，書名就叫《讀書教學40年》，就是他在復旦的演講內容，而且那天楊先生用幻燈機分享的數十張珍貴老照片也都收進了書里。后來，我就特別注意收集楊振寧先生的演講稿或回憶錄，包括被別人撰寫他的傳記，所有的版本我都有。后來翁帆為他編輯出來的文選《曙光集》我也買了初版和修訂版，而且讀了兩遍，每篇文章都很精彩。

閱讀楊振寧先生的傳記和回憶錄對您和您教育學生有什么具體的啟發嗎？

張軍： 我覺得，要做一個好老師，要帶好學生、教好學生，你需要知道的更多。尤其是你必須對你的海內外同行和整個學界的研究狀況非常熟悉，對于一些重要的學者，無論是熟悉的還是不那么熟悉的，他們誰做了什么重要的工作，他們研究工作背后很多有趣的故事，最好都能了如指掌。這些事情做學生的基本都不知道，但知道這些對他們的成長非常重要。

我現在經常會有意識地考問我的博士生們，我大概提十個海內外學者的名字，問起都出版過什么著作，他們能知道1-2個就已經很了不起了，基本上都不知道。原因就是他們不去關心別人，更不會想去了解他人的學術歷程。現在年輕人可能更關注社交媒體上的網紅，但一個社會中有方方面面重要的人物、事件和他們的作品，學生們大部分是不知道的。所以將來他們如果走進學術界，會處于邊緣。

最近讀得比較多的是關于日本經濟的內容

您最近在閱讀方面有什么新偏好？

張軍：最近這陣子讀得比較多的是關于日本經濟的內容，一方面為最近翻譯出版的幾本日本經濟的著作寫了推薦，另一方面野村的日本經濟學家辜朝明送了兩本他的最新著作。

確實，中國經濟現在出現的很多變化，和日本在80年代末特別是90年代以后經歷的情況有很多相似之處，所以最近我甚至把我書柜里早年收藏的日本經濟學家的著作都翻出來了，想了解清楚日本經濟當年的真實情況，以及日本經濟學家對日本經濟是怎么解讀的。

比如我幾天在看的這本林直道寫的《怎樣看日本經濟》，里面提到了消費冷卻、低工資長工時等問題，日本當年經歷高增長的階段后，宏觀上出現很多情況，制造品大量出口，工資就要壓低，工資一低，國內收入增長就慢，就出現所謂需求不足，繼而產能過剩，然后經濟出現一系列宏觀和結構的問題。你看，日本當年的情況和我們今天的經濟局面頗有類似，所以我就覺得這本書很有意思。

翻閱大量關于日本經濟的書后，我還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我們學者做的工作幾乎有90%以上是重復的，現在在網上你能看到很多解讀日本經濟的文章，這些觀點和30年前日本人寫的東西幾乎一模一樣，好像概念和理論也就那么多，用來用去都是那些基本的敘事。

這讓我想到一個問題：我們每年培養這么多博士生，他們寫的論文，真正能在學科歷史上從沒出現過的概率很小，大部分工作其實都是前人做過的，你可能只是像給墻再刷一層涂料，創新很少。這越來越覺得這是一個規律。

我記得周振鶴先生前不久說，現在文科的研究者主要的問題不是創新太少，而是積累太少，無知太多，他說你想出的每一個新思路，大概率都不免會有前人的影子在其中，前人也許已經做過了，只是你沒有注意到。所以知識的積累是很緩慢的，因為真正的沒有重復的創新當然是少的，需要努力，但也需要天賦和機遇。

通過對日本社會、經濟的了解，對您理解當下一些社會現象還有什么啟發？

張軍：很大的啟發。作為經濟學家，研究問題時要了解經濟周期，了解那些比我們發展得更早的國家，慢慢地就會對現在國家最著急的幾個問題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比如躺平的問題、內卷的問題等等。你會發現，實際上時代已經變了。

過去，我們也不理解日本那些年輕人為什么會躺平，現在我認為，“躺平”也許是社會進步到今天這個階段的產物。你想想，從你的祖輩到父輩，大家那么辛苦，才有了中國今天第二大經濟體的成就。如果今天的年輕人還像過去那么辛苦，那說明我們的社會經濟沒有什么大的進步。

年輕人能“躺平”，一定有他的道理，要看到“躺平”不等于變成了懶漢，很多躺平的孩子其實在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這是否也解釋了為什么像“潮玩”、看演唱會這種“情緒消費”會變得越來越重要？

張軍：對。為什么潮玩會火？因為精神層面、情緒層面的需求已經成為我們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的指標。如果今天所有人還把積蓄都花在買房、買車這些基本建設上，那我真的要懷疑我們140萬億的GDP是不是真實的。

國家提振內需，思路可能需要調整。不能總假設還會更多人跟上一輩一樣應該多花錢去搞自己的基本建設，而要看到，對服務的購買，包括為情緒價值買單的消費，正逐漸成為年輕人的主流，我們的GDP統計應該關注把這一塊的變化。

回到閱讀這個主題。面對這樣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您認為現在的年輕人最需要通過閱讀來構建哪一方面的“認知框架”？

張軍：我覺得“書呆子”是做不出大成就的，一個學者不能再兩耳不聞窗外事，像書蟲一樣，他一定要行走。要有一個寬松的環境，讓年輕人能憑自己的興趣去探索。未來的好大學，應該更多地推行博雅教育理念，而不是純粹的細分專業教育。

至于閱讀，我覺得現在要多讀人文和社科的書，面對這個越來越不確定的時代，思想的力量更重要，它能讓我們減少困惑和迷思。同時我也建議，如果我們對某個問題特別感興趣，就最好一鼓作氣能多閱讀一批相關的著作，做到系統性的掌握，而不是僅僅從網上看一些非常零碎的文章。比如我對中國經濟感興趣，聯想到了日本，我就會馬上去找好多關于日本經濟的書來讀。

張軍的書架上擺放著與今年畢業生的合影

如果說要構建什么樣的“認知框架”，我想還是要像楊振寧先生那樣，在做自己工作的同時，對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甚至二三十年前那一代人的工作，都了如指掌，把自己作為內部人而不是旁觀者。我們現在很多人做研究，只看眼前的文獻，不愿積累知識，不看過去的書籍，那不行，知識還是要博為好。

張軍的書單

本文摘自微信公號“復旦大學”，原題為《張軍：“書呆子”是做不出大成就的，學者一定要行走得寬廣》

組稿：復旦大學黨委宣傳部

文字：姚舟怡 段瑞懷

攝影：莫小荷

制圖：段瑞懷

責編：李斯嘉

編輯：穆梓

原標題：《上觀智庫特聘顧問張軍：“書呆子”是做不出大成就的》

欄目主編：尤莼潔

作者：姚舟怡 段瑞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