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千淳

2025年夏天，大學標志性的“5000元時代”已經宣告結束，大學學費或將邁入“萬元時代”。

據多家媒體報道，全國多所高校陸續上調學費，平均漲幅約10%，一些省屬高校如云南師范大學、石河子大學、新疆大學，漲幅在500–2000元之間；

民辦高校漲得更猛，上海中僑藝術類本科學費年費4.3萬元，南京傳媒學院播音專業上漲1萬元，總價直逼5萬（搜狐網）。

這個數字意味著什么？差不多是二三線城市普通職工半年到一年的工資。

為什么學歷在貶值，學費卻在升值？大學學費突然猛漲，什么信號？

在很長的時間里，中國的大學其實是太“便宜”了。

雖然不屬于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福利”，但它卻長期享受著 “類公共福利”的地位：

公立高校超六成經費來自政府，學費20年幾乎沒漲，遠低于實際培養成本。1985年以前，中國大學幾乎全由財政兜底，大學生不僅不用交學費，還有獎學金，畢業就分配，被稱為“天之驕子”。那一年，全國普通本科畢業生不到129萬人，博士還不到1000人。

如今，大學這種“公共福利”的角色，卻在悄悄退出舞臺。

轉折出現的背景，是大學生數量的爆炸式增長。

從1999年開始，高校連年擴招，升學率從4%飆升到近60%，大學從“精英教育”變為“全民高等教育”。大學生人數從1999年的150萬人，到2025年的1222萬人，翻了近八倍。

與此同時，大學也變成了一個龐大的“資金黑洞”，財政負擔急劇上升。

2025年教育部的高教撥款為1143億元，比2024年預算執行額還下降了約4.7%（教育科研網）。這意味著，在畢業生數量再創新高、民辦學校擴張迅猛的當口，中央財政對高等教育的“蛋糕”反而變小了。

壓力開始向下游傳導。部屬高校尚有余地，但省屬、市屬高校正面臨經費吃緊，教學預算越來越依賴學費維持。

一位高校財務處人士直言：“有些專業的培養成本，不漲價根本活不下去。”

隨之而來的，是整個體制的默契轉身。

2025年，全國已有20多個省份上調高校學費，平均漲幅10%–15%，部分地區如上海、四川、吉林漲幅甚至達20%–35%。

貴州大學將本科專業學費從5000元上漲至6500元，漲幅30%；

云南大學從4200元漲至6000元；

北京工業大學則逼近9000元；

與此同時，民辦高校甚至年花費突破4萬元。

對比之下，城鎮居民202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為49,302元，鄉鎮居民為19,605元（國家統計局）。

（圖源：國家統計局）

也就是說，一個孩子一年的大學學費，足以掏空一個普通家庭全年工資。

當學費漲價潮來襲，公立高校、民辦高校，都不約而同選擇漲價補缺口，甚至跑馬圈地。

一些民辦學校的生意經，靠的不是科研教學，而是“擴招+高價+低成本”的熟練公式。

數據顯示，全國高校總數超3000所，其中民辦高校764所，占比四分之一。這些民校背后多為盈利性教育集團：

中教控股2022年營收47.5億元，凈利潤18.4億元，利潤率38.7%；

宇華教育營收23.8億元，凈利潤率高達47.2%。

這個回報率，遠超多數制造業公司，直逼互聯網企業，就算放在A股也是“白馬股”了。

對于民辦學校來說，一個學生四年下來十多萬元的投入，簡直成了“穩定的現金流”。

相比之下，公辦高校漲價則更多屬于“自救”。

如果把大學想象成一家自負盈虧的“企業”，更能很好理解——資產要盤活，服務要承包，學生要變現。

廣東財經大學2024年選擇將自營食堂全部外包，僅此一項就節約1,840萬元運營成本。陜西財經大學也在預算中，將2,000多萬元投入到校園物業、安保等環節的市場化承包。

這些只是“開源節流”的初級操作。更深一層的動作，是大學開始將“資源”當成產品賣：

圖書館、體育館、停車場按小時計費；

圖書資料按“借閱配額”分級收費；

“成人教育”“繼續教育”“非學歷證書項目”變成利潤來源；

建科技園區、產業集團，搞項目、簽合同、拿地建樓；

最夸張的是，有高校已經開始將圖書采購、招生推廣、專業運營都交給外包公司運作。

現在，連教學樓、報告廳、實驗室的命名權也可以“標價出售”：

清華大學通過教學樓冠名籌得超8億元；復旦管院設“案例室冠名權”，捐贈30萬即可永久鐫刻姓名。

這早已不是個別高校的“突圍嘗試”，而是一整套系統性財政與資本邏輯的共同驅動。

當財政不再兜底，大學的“成本”開始一層層轉嫁到學生和家庭頭上；而當教育資源被打包進入資本邏輯，大學就成了對學生家庭的一次“結構性融資”。

大學曾經是命運的分水嶺，如今是價格劃開的斷層線。

曾經上大學，是國家培養你；現在上大學，是你要為國家“投資自己”。

大學，正在從“船票”變成“賬單”。

糟糕的是，“學歷通脹”正在令大學生逐漸失去光環：

2022年高校畢業生人數為1076萬，2025年增至1222萬，增幅超14%；

雖然就業率維持在89%左右，但真正進入穩定事業單位的比例不足一半，大量本科畢業生涌入靈活就業、營銷、服務行業。

“學歷通脹”和“學費通脹”同時襲來，讓普通家庭變得進退兩難。

麥可思“2023屆就業藍皮書”數據顯示，應屆本科畢業生半年后平均月薪為6050元，高職為4683元，其中57.8%的本科生月收入低于6000元，只有7%“破萬”，遠低于城市白領的平均起薪線。

與此同時，學生在大學四年的直接支出早已突破10萬元大關：

學費＋住宿費：以6000–15000元/年計，四年2.5–6萬元；

日常生活與教材支出：保守估計4年3–5萬元；

部分高校還收取“校企合作”“實驗實訓”等雜費，年均數千元。

粗略統計下來，輕松破15萬。更現實的是：

社科院數據顯示，約33%的畢業生從事與專業無關工作；

新浪教育報告提及，僅26%的人表示現工作與所學專業“吻合”；

《2023年全國研究生招生調查報告》調研顯示，高達60%以上本科畢業生選擇考研或留學，是為“暫時規避就業壓力”，且認為“本科文憑不再保值”。

（圖源：《2023年全國研究生招生調查報告》）

拼盡全力考進大學，出來卻只能月薪5000；而支付的成本，早已不是單純學費，而是整個家庭的時間、金錢與機會成本。

過去的“寒門出貴子”，變成了“中產買安慰”。高等教育的性價比，還配得上“全民投入”嗎？

大學學費暴漲，不是一次簡單的調價，而是一場無聲的分層測試。

當大學悄然退出福利體系，豎起一道“資源定價的門檻”，它就不再屬于所有人。留下來的，不僅是“值得上”的人，更是“上得起”的人。

那些在門外徘徊的人，也許還會以為，是自己不夠努力。

當下，貿易保護主義的陰霾籠罩全球，地緣沖突此起彼伏，通縮壓力如影隨形，普通人如何在這場風暴中守護錢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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