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持把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式現代化關鍵在科技現代化。2022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推動“科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2023年11月，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指出要做好“五篇大文章”，其中科技金融居于首位。2024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等七部門聯合印發《關于扎實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工作方案》，要求金融業為科技創新活動提供全鏈條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務。2024年7月，《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指出，構建同科技創新相適應的科技金融體制，加強對國家重大科技任務和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金融支持，完善長期資本投早、投小、投長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這些政策的出臺，本質上是對發展規律與時代訴求的精準響應。

一是加快推動新質生產力的形成要求發展科技金融以提升全要素生產力。中國正處于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轉型期，面臨產業升級和創新驅動發展的迫切需求。2024年，中國人均GDP為1.35萬美元，但資本形成總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降至25.2%，需進一步提升全要素生產率貢獻率以支撐高質量發展目標。這一結構性矛盾在微觀層面表現為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研發投入強度長期徘徊在1.4%，較發達國家2.5%—4%的水平存在明顯差距。科技創新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金融是經濟的血脈，為塑造發展新動能提供資金支持。科技金融促成資金與科技等全要素的深度融合，解決創新主體的融資約束，打通創新主體的融資堵點，將有力推動新質生產力的形成。

二是科技革命與大國博弈相互交織要求發展科技金融以支持高水平自強自立。一方面，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方興未艾，科技領域成為國際競爭的主戰場，戰略科技力量是國家實力的重要標志，構建高效的科技金融體系直接關乎國家戰略安全。另一方面，現代科技創新以企業為主體，與產業發展深度融合，投資周期長、資金需求量大、不確定性高。然而，現行以銀行業為主導的金融體系與科創需求存在深度割裂——研發周期5—8年的科技企業難以匹配3年為主的貸款期限，高無形資產占比無法滿足傳統抵押要求，科技企業的高風險特征也與商業銀行較低的不良容忍度形成尖銳對立。科技型企業對直接融資和風險投資的需求與這一結構存在矛盾，凸顯了發展科技金融的現實必要性。

三是金融業自身高質量發展要求將推進科技金融作為優化業務結構的必然選擇。當前，我國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高新技術產業在國民經濟的比重不斷提升。金融業必須改變傳統的業務模式，把支持科技創新、產業發展作為優化業務結構的主攻方向，在服務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實現金融業自身的高質量發展。

因此，面對紛繁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使命，大力發展科技金融具有重要意義，既是對我國融資結構深層次矛盾的破題之舉，更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科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的戰略選擇。

科技金融發展的國內實踐及現實挑戰

國內發展歷程及現狀特點

發展歷程。回顧我國科技金融的發展歷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萌芽期（1980—1984年）：政策性科技貸款模式開始試行。這一時期的科技金融特征主要體現為在傳統計劃經濟體系下，以行政手段為主的財政科技資金分配方式，并不是嚴格意義上需要還本付息即有償性的科技金融。1982年啟動的國家科技攻關計劃，確立了財政科技撥款在我國科技財政金融體系中的核心作用。

第二階段是起步期（1985—2005年）：在政府主導下不斷創新科技金融工具。在這一階段，科技創新上升為國家層面的戰略，金融體系逐漸邁向市場化改革階段，商業化的“創業投資”“風險投資”和多層次資本市場逐漸成為發展科技金融的重要力量，政策性金融、創業投資及企業債券成為發展科技金融的主要形式。

第三階段是快速發展期（2006—2015年）：科技金融體系逐漸建立。自2006年《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發布以來，科技金融進入了系統化建設和快速成長的新階段。2007年，全國工商聯的兩會政協提案中提出建立科技銀行的建議，顯示了國家層面對科技金融領域制度化和專業化發展的重視。2012年，浦發銀行與美國硅谷銀行合作發起的浦發硅谷銀行正式開業，成為中國第一家專注服務科技型中小企業的法人銀行。在此期間，政府不斷優化科技投融資的結構和方式，通過引入政府引導基金和母基金模式，形成吸引社會資本參與的重要機制。

第四階段是融合發展期（2016年至今）：持續完善科技金融體系。在這一時期，科技金融的主導者不再局限于政府、銀行和投資機構，而是由政府、金融機構、平臺企業等共同參與，形成了政府引導、市場主導的格局。在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精神引導下，政府部門出臺了一系列支持科技金融發展的政策文件（見表1）。

表1 近年來科技金融領域主要政策

現狀趨勢。我國金融體系以商業銀行間接融資為主導。2024年末，我國金融行業的總資產達到了495.59萬億元，其中銀行業的資產總額為444.57萬億元，占比近90%。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統計報告，2024年四季度末，獲得貸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業（由科技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聯合認定）有26.25萬家，獲貸率（獲貸企業戶數與名錄內企業總戶數之比）為46.9%。科技型中小企業本外幣貸款余額為3.27萬億元，同比增長21.2%。獲得貸款支持的高新技術企業（由科技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聯合認定）有25.81萬家，獲貸率為55.7%。高新技術企業本外幣貸款余額為15.63萬億元，同比增長7.5%。

從銀行業角度來看，國內科技金融發展呈現出以下趨勢：一是經營理念發生轉變，重視科技金融、擁抱科技企業已蔚然成風。一些反應敏銳的銀行已將科技金融提升到戰略層面，作為引領未來、轉型發展的戰略突破口。二是專業化服務體系建設持續推進。商業銀行不斷加強科技金融資源投入，建立科技金融事業部、科技專營支行、特色支行等專營機構，并在績效考核、授信審批、風險管理等方面建立專業化、體系化的工作機制。三是專業人才培養力度不斷加大。如有的中小銀行提出“VIP三部曲”計劃，即貸前培養投資遠見（Vision）、貸中塑造投行思維（Invest Bank Thinking）、貸后成為合作伙伴（Partnership），形成科技金融專業人員與科技型企業共同成長的良性互動。四是科技金融產品不斷推陳出新。一些走在前列的銀行聚焦服務的“時效性、周期性和專業性”，進一步將科技金融工作重點轉為“向早、向小、向硬”，如開發針對初創期科技型企業的創新產品，逐步覆蓋孵化器在孵企業，并探索概念認證、科研成果階段的金融服務；聯合投資機構為其已投或擬投的科技型企業提供“投貸聯動”服務；利用金融科技賦能產品創新，提升客戶體驗。五是科技金融合作賦能不斷深化拓展。商業銀行加強與政府部門、高校及科研院所、產業園區、投資機構等專業化機構合作，開展資源共享、服務聚合、業務對接、人才培養等。

科技金融發展的機制性障礙：理論與現實矛盾

盡管我國商業銀行服務科技創新的效能已有明顯進步，但仍面臨諸多挑戰，其根源在于科技創新的特殊規律與傳統金融運行邏輯之間存在深層矛盾。

服務周期挑戰——融資期限與創新周期的結構性矛盾。科技創新是一個復雜且多階段的過程，涵蓋了從基礎理論創新到最終產品推廣的各個環節。本文認為，可以大致分為七個階段，如表2所示。

表2 科技成果轉化的七個階段及特點

十年前，以商業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主要服務于產品已全面應用的100—N階段成熟科技型企業。過去五年，隨著科創板等資本市場工具的出現，金融機構開始更多地關注并支持處于10—100階段的科技型企業。但目前為止，能支持1—10階段科技型企業的商業銀行還不多，服務范圍覆蓋0—1階段科技型企業的商業銀行更是屈指可數，支持力度遠遠不足。這是因為傳統貸后管理以財務指標監控為核心，但科技型企業價值波動與技術突破、政策變化、生態競爭等非財務因素強相關。例如，新能源電池技術路線更迭可能迅速改變行業格局，使企業技術儲備價值發生非線性變化。銀行現有預警模型對此類“跳躍性風險”缺乏動態捕捉能力，導致風險暴露滯后。同時，科技創新的試錯迭代本質要求風險承擔機制具備容錯、調整彈性，與銀行剛性兌付文化和審慎監管框架形成制度性沖突，進一步抑制了金融資源向早期創新環節配置。

價值評價能力挑戰——科技金融識別與定價機制尚未突破“非標化”瓶頸。科技型企業的核心價值集中于技術專利與人力資本，其研發周期長、現金流波動大的特征，與傳統信貸依賴抵押資產和穩定現金流的邏輯存在根本沖突。商業銀行現行風險評估模型基于歷史財務數據與抵押資產估值，難以有效識別技術創新的潛在價值。例如，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領域研發周期常達5—8年，其間企業現金流多為負值，導致銀行傳統“償貸能力測算”模型失效。此類矛盾在種子期、初創期企業尤為突出，直接造成我國科技企業早期信貸覆蓋率不足20%。此外，技術創新的獨特性導致其風險難以標準化計量：一方面，技術路線的多樣性和快速迭代特征使風險識別高度依賴行業專業認知，而銀行現有審貸團隊多缺乏跨領域技術判斷能力；另一方面，知識產權估值、技術侵權風險等變量尚無普適性定價模型，導致銀行被迫依賴增信措施規避風險，加劇了“抵押品依賴癥”。

風險收益平衡挑戰——直接金融與間接金融的功能錯配制約服務效能。科技型企業具有高風險高收益特征，尤其是在初創期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比如硅谷創業公司能存活三年的概率不到1％；而一旦跨越“死亡之谷”，科技型企業有可能實現爆發式增長。從這個角度，股權投資而非債務融資更契合初創期科技型企業特征，直接金融通過股權投資可深度介入企業治理，利用對賭協議、分期注資等工具實現風險收益匹配，但其資金規模受限于投資者風險偏好，難以支撐大規模技術產業化。間接金融雖能依托銀行體系調動低成本資金，但債權投資的固定收益屬性與科技創新的高風險、長周期特征存在根本性矛盾——商業銀行貸款利率相對固定，貸款利息收入并不足以抵補其承擔的風險；商業銀行內部的績效考核、責任追究等管理措施仍傾向于就單筆貸款進行評價，尚未形成基于整個貸款組合進行風險收益評估的文化。當前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尚不健全，兩種金融形態未能形成“早期風投介入、成長期投貸聯動、成熟期上市退出”的接力式支持體系，加劇了科技金融供給的結構性失衡。

綜上，我國商業銀行科技金融發展面臨的諸多挑戰，折射出傳統金融模式與科技創新規律的深層矛盾。在資本約束層面，巴塞爾協議III框架下，若被視作涉及特定行業高風險資產，風險權重可達100%—150%，增加銀行核心資本消耗。更深層的矛盾在于風險補償機制的缺失——科創活動遵循“冪律分布”，少數成功項目需覆蓋多數失敗成本，但商業銀行固定利息收益模式難以匹配這一特性，形成“風險承接主體與收益獲取主體分離”的制度困境。此外，科創企業的高無形資產占比暴露傳統抵押品范式的雙重失靈：一方面專利評估收益現值法的誤差率超40%，因其忽視技術迭代風險；另一方面中國技術交易市場規模較小，僅為美國的六分之一，導致質押專利處置回收率不足20%。這些約束限制了金融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科創企業的發展。據中國銀行業協會有關分析，銀行業對種子期企業貸款的占比僅為3.2%，而64.7%的資金聚集于成長期企業，與科技創新“死亡之谷”階段的迫切需求形成對立。

發展科技金融的國際經驗與實踐路徑

國際經驗

從全球實踐看，在發展科技金融方面，美國和德國分別以直接融資主導與間接融資主導模式，構建了適配本國特點的科技金融體系。2023年兩國在全球風險投資總額中合計占比達68%；美、德商業銀行科技貸款余額占GDP比重分別為4.7%、6.3%，顯著高于OECD國家2.1%的平均水平；兩國在《全球創新指數》中長期位列前十，驗證了其模式的有效性。

美國經驗。美國支持科技創新以直接融資為主要渠道，依托數量眾多的私募股權（PE）和風險投資（VC）機構匹配初創和成長階段科技型企業高風險的融資需求。截至2023年末，美國紐約交易所和納斯達克交易所合計總市值約為64.5萬億美元，持續領跑全球。從融資結構來看，截至2022年末，股票及基金融資占美國非金融企業融資結構的比重超過60%（見圖1）。

資料Wind、美國經濟分析局、平安證券研究所

圖1 美國非金融企業融資結構

除直接融資以外，以銀行為代表的間接融資也有其獨到之處，主要是在政府層面，通過融資擔保發揮政府信用的杠桿作用；在銀行層面，推廣“投貸聯動”業務模式并為科技型企業提供創業咨詢服務。

在融資擔保方面，1958年美國通過了《小企業法案》，成立了聯邦小企業管理局（SBA），利用政府融資擔保方式參與銀行貸款。SBA推出了多個貸款計劃，包括7（a）擔保計劃、504貸款計劃等，主要特點：一是擔保金額較為充沛；二是擔保融資用途靈活，涵蓋流動資金貸款、固定資產貸款等；三是期限較為合理，以504貸款計劃為例，其是一種固定資產貸款計劃，針對有長期資金需求的中小企業，最高貸款金額可達到550萬美元，貸款期限可以選擇10年/20年/50年；四是融資參與主體具有廣泛性，通過SBA、銀行、CDC（認證發展公司）等主體綜合為企業提供信用保證和資金支持。以7（a）擔保計劃為例，該計劃的貸款風險由SBA和金融機構共同承擔。2010年9月以前，7（a）貸款擔保計劃單戶貸款限額為200萬美元，SBA擔保上限為150萬美元，2011年后調整為單戶貸款限額為500萬美元，SBA擔保上限為375萬美元。整體來看，7（a）貸款擔保計劃具有很好的靈活性，融資用途包括運營資金、設備更新、固定資產、土地和建筑等，其中運營資金貸款期限不超過10年，固定資產貸款不超過25年，整體年限安排比較靈活（見圖2）。

資料SBA、平安證券研究所

圖2 用政府融資擔保方式參與銀行貸款的過程

在投貸聯動方面，以硅谷銀行為代表的美國銀行業表現較為亮眼。硅谷銀行成立于1983年，盡管在2023年初面臨流動性危機，被美國政府全面接管，但其在服務科技型企業方面的經驗依然可圈可點，硅谷銀行集團支持了美國約一半的創投基金投資企業客戶。例如，在為創投基金提供服務方面，透過硅谷資本對創投基金進行小額分散投資，成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對獲得基金投資的科技型公司開展直接投資和認股選擇權業務。在創業咨詢服務方面，硅谷銀行為創業客戶提供了全面的“融資+融智”服務，為創業者、投資人和資深創業專家提供了交流的渠道；為企業提供專業的行業動態數據和研究報告，自建生物醫藥專業平臺，建立創業企業、投資者和孵化加速的數字共享平臺。在VC/PE提供主要資金源的生態中，硅谷銀行通過專利質押疊加認股權證的“風險債”設計，覆蓋早期項目高風險溢價，同時與500余家創投機構建立了聯合盡調機制，使創投推薦客戶貸款占比達73%。

德國經驗。德國是以間接融資為主的融資體系，主要通過政策性銀行和擔保銀行對科技型企業進行支持。截至2022年末，德國銀行對私人部門的信貸占GDP比重超過80%。

在政策性銀行支持方面，德國每個州幾乎都有政策性銀行，其中聯邦層面的政策性銀行主要是德國復興信貸銀行（KFW）及德國農地銀行。以KFW為例，該行主要通過三種方式滿足科技型企業的金融需求：一是發放專項貸款。KFW針對科技型企業不同生命周期提供不同類型的解決方案，促進科研成果轉化。截至2022年末，該項計劃總規模達到54億歐元，貸款利率方面也低于市場利率2個百分點左右。二是通過“轉貸”機制提升效率。在該機制下，企業向商業銀行提交貸款申請，銀行進行審查，并與KFW一同進行風險評估。一旦申請獲得批準，KFW將給予商業銀行貸款，商業銀行再將貸款轉貸給企業。三是建立投資基金，增強中小企業的資本基礎。KFW還借助于其子公司KFWCapital的成立，通過創建新的或投資現有的風險投資基金，積極參與到中小企業的資金籌集活動中。

在擔保銀行支持方面，類似于美國SBA在貸款過程中的信用背書，德國1990年成立了德國擔保銀行，每年約為一半的中小企業信貸提供擔保。在運營模式上，德國擔保銀行并不直接處理企業申請，而是與商業銀行合作進行操作，雙方承擔風險的比例分別是80%和20%，但又因為擔保銀行承擔比例中有65%—80%的部分由政府承擔，所以擔保銀行實際承擔的風險比例不足三成，理論上可以撬動近3倍的資金。與KFW類似，德國擔保銀行同樣通過設立子公司（MBGs）來服務創業公司股權融資需求。

美國商業銀行充當“市場缺口填補者”以及德國機構承擔“主融資渠道”角色擁有相同的底層邏輯，即通過跨界合作和金融工具創新突破傳統信貸模式的局限——通過技術評估專業化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創立收益共享機制縮小實際風險敞口、通過生態協同追蹤企業研發進度。硅谷銀行的投貸聯動和盡調模式與德國政策、擔保與商業銀行的轉貸擔保機制，共同指向商業銀行必須建立獨立的技術評估能力；而美國通過認股權證獲取上行收益、德國依賴政策補償對沖下行風險的實踐，也為我國破解風險收益失衡提供了雙重參照。

實踐路徑

基于上述理論依據和國際經驗，結合中國實際，商業銀行需構建覆蓋“價值評估—產品創新—生態協同”的全周期服務能力，重點突破風險識別、收益匹配與資源整合三大瓶頸。

堅守耐心資本定位，重塑兩個“邏輯”，成為科創資金的重要供應者。第一，重塑科技型企業信用風險評價邏輯，從關注現狀向面向未來轉變。做科技金融，首先是價值判斷，其次才是技術判斷，做長期資本、耐心資本就是要摒棄“爆米花”式賺快錢的思維，不僅要謀當前，更要謀長遠。科技型企業高成長、高風險、輕資產、重研發，傳統的“抵質押”擔保思維和傳統風險評價方式無法完全適配，必須轉變評價理念和標準，重塑信用風險評價邏輯，引入投行思維，建立差異化的科技型企業價值評價體系。通過加強專業人才培養，加強細分行業研究，建立與PE、VC等機構的業務協同，以及借助外部專家等途徑，深入研究科技型企業的行業屬性、研發團隊、研發投入、科技成果等創新要素，把握其全生命周期，在此基礎上作出科學理性的分析判斷。

第二，重塑科技金融風險收益平衡邏輯，從著眼短期利益、厭惡風險邏輯向著眼長期、風險收益平衡邏輯轉變。在科技金融工作推進過程中，不僅需要創新思維，更要有戰略思維；不能局限于短期、單筆的風險得失，而要進行長期、綜合考量；不能被動地厭惡風險、逃避風險，而是要主動識別風險、經營風險，重新構建科技金融的風險收益平衡邏輯。一是確立投資組合思維。不能以單筆貸款的回報得失來評判與科技型企業的合作價值，而要從更多維度、更長跨度重新評估業務組合的整體收益，綜合考量科技型企業未來成長所帶來的合作空間。針對早期科技型企業特點，要運用戰略孵化理念和投資組合策略，通過認股權、動態利率等機制平衡業務風險，提升企業的資本價值，與企業建立遠期共贏合作模式，待企業發展壯大時通過創新機制“分享”收益、回補貸款風險。二是構建風險共擔機制。信用風險不會消失，但可以分散、轉移和分擔。科技型企業早期的科技創新是全社會科技進步的重要環節，具有一定的社會性、公共性，離不開政府的扶持。要積極借助財政、產業資本、投資機構等各方資源，特別是加強與各類政策性擔保機構、創新擔保機制合作，進行風險共擔。三是優化績效考核機制，建立與科技金融相匹配的差異化考核體系，延長考核周期，放寬評價視角，在具體操作上可給予適度的營收或EVA補貼，適當提高科技型企業不良貸款容忍度。四是探索完善容錯糾錯、盡職免責機制，只要工作中履職盡責，沒有道德風險和利益輸送，沒有主觀故意或重大過失，就可以減責免責，從而為科技金融從業人員減輕思想負擔，鼓勵其積極擔當作為。

發揮價值發現功能，成為科技價值和企業家價值的發現者。金融本質上是一種基于價值發現的資源配置機制，科技金融通過發現科技價值和科技型企業家的價值來實現資金的優化配置。要發揮價值發現功能，根本途徑是提升對行業、企業、技術、人才等的認知、研判能力，盡可能減少信息不對稱。

一是加強科技行業研究。高科技行業產業鏈長，分工協作復雜，企業興衰迭代較快，開展行業研究至關重要。要聚焦區域重點產業體系和未來產業集群，對產業鏈上下游和細分賽道進行梳理，確定主攻方向進行精細化布局，精選目標客群。整合行業研究力量，加強行業研究人才梯隊建設，規范研究方法、管理標準和成果要求，形成研究成果的常態化運用機制，最終引領賦能客戶營銷、產品服務、授信審批和風險管理等工作。

二是培養科技金融專業人才。科技金融人才既要懂金融，更要懂科技、懂創業，要了解特定領域科技發展現狀趨勢，能夠與科技型企業家對話交流，能夠認識、評判企業家的市場價值，樹立與客戶相伴成長的價值觀。要加快培育科技金融客戶經理、產品經理、風控經理等專業團隊，能夠突破傳統信貸觀念桎梏，具備投行投資思維，通過協同合作為客戶提供綜合金融服務方案。

發揮專業化經營優勢，成為科技型企業全天候的合作者。科技金融專業性強，業務邏輯復雜，商業銀行要著力提升專業化經營能力，形成前中后臺協調合作的科技金融服務體系。

一是建立科技金融專營機構。聚焦高科技產業園區、高校或研究機構集聚的區域，設立科技金融專營部門或科技特色支行，打造科技金融服務高地，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模式經驗。逐步擴大科技金融特色團隊在經營機構中的覆蓋面，使科技金融成為一項主體業務。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可探索設立科技金融事業部，在專業人才、信貸規模、EVA考核、營銷費用等方面加大資源配置和政策傾斜力度，進一步完善符合科技金融特點的體制機制。

二是豐富科技金融專屬產品。充分考慮科技型企業技術研發周期和用款需求，持續推進融資產品創新，提供全天候全周期服務。對于初創期的科技型企業創始人和高管，推出人才貸、創業貸等產品，提供創業啟動資金。在科技成果轉化階段，結合政府風險補償機制、知識產權質押、未上市企業股權質押等方式，研究開發期限較長的融資產品，提高科技型企業首貸、信用貸款、中長期貸款占比。對優質科技型企業，探索無還本續貸、隨借隨還等無縫續貸等模式。發揮信貸與投行產品組合優勢，推進投貸聯動，探索創投類貸款，努力滿足科技型企業多場景下的不同融資需求。

三是完善科技金融專業審批機制。統一審批理念，以關注技術價值、企業成長性和持續經營能力為重點，設計科技型企業專屬評價模型。集中科技金融審查審批力量，建立科技金融專屬審批通道，設立科技金融審查審批專崗，不斷提升專業化審批能力和效率。擴展貸后檢查維度，利用投資機構等外部合作渠道掌握的信息，對科技型企業持續經營能力進行多重驗證。

發揮資源要素撮合作用，成為科技金融生態圈的引領者。在資金側，整合銀行、證券、保險、私募股權投資、創業投資及擔保、租賃、信托等金融資源，設計符合科技型企業發展階段和資金需求的綜合性服務方案。加強與產業資本合作，跟蹤關注產業資本的股權鏈和供應鏈，挖掘優質項目和企業，與產業資本共同推進新興產業發展。

在技術側，加強與高校、科研院所、知識產權專業機構等的合作，提高對科技發展的認知和把握能力，捕捉科技產業化的機會。聚焦重點行業、重點領域，成立外部專家庫，通過“引智”輔助業務決策，形成推動科技金融發展的合力。

在配套側，強化跨部門協同與數據賦能，打破銀企之間信息不對稱的困境，支持商業銀行與政府引導基金、產業園區合作設立科技專項信貸額度，對納入國家重大技術攻關清單的企業實行“優先評審、額度保障、利率優惠”的差異化政策。商業銀行應積極協助科技型企業對接政府補貼、政府引導基金、稅收優惠、政策性融資擔保等政策資源；深化與產業園區、行業協會、國有投資機構、優質孵化器等各類企業服務主體的整體合作，按照“一園一策”“一會一策”等設計服務方案。

發揮科技賦能，成為科技型企業的智慧伙伴。科技、產業與金融相互作用、接續發展，不斷迭代發展的現代科技需要依靠金融支持來推動新產業、新業態、新動能的發展，同時也賦能金融業自身的技術進步，反過來提升科技金融服務能力。

例如，商業銀行在建立符合科技型企業特點的信用評分評級和風險防控模型時，可以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引入工商、稅務、社保、海關、征信等外部數據信息，并結合自身積累的數據資源，將非標準化的信息轉化為具有信用價值的信息，最大限度緩解銀企信息不對稱狀況，從而在科技型企業客戶篩選、業務盡調、審查審批、貸后預警等環節發揮精準、直觀的參謀輔助作用。又如，利用數字化手段構建孵化器潛在客戶或某一行業早期客戶的識別評價體系，進行潛在目標客戶畫像分析，助力于高效拓展優質潛在客戶批量化獲取渠道。此外，還可利用信息科技推進融資產品線上化和信貸模式創新，提升科技型企業獲取金融服務的便捷度。

商業銀行發展科技金融的配套政策建議

科技金融作為推動創新和經濟增長的關鍵領域，需要政策層面的細致規劃和大力支持。建議政府及監管部門進一步發揮引導支撐作用，優化體制機制，引導金融機構轉變理念、提升能力、形成合力，共同推動科技成果轉化，支持科技型企業發展壯大，成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

優化資源配置，引導商業銀行支持科技成果轉化

建議從政策導向、監管考核及資金支持等多方面綜合考量，確保金融資源有效配置到科技創新的早期階段和成果轉化項目。一是加大政府對早期科技創新基金的財政支持力度，以激發金融機構和社會資本的參與熱情，鼓勵商業銀行與投資基金之間形成協同機制，以“投貸聯動”機制協同支持科技成果轉化。二是積極發展概念驗證中心、技術轉移機構、科技企業孵化器等專業服務機構，并引導商業銀行積極提供金融支持，共同促進科技成果轉化。三是完善金融體系融資服務模式，支持技術轉移機構、孵化器等服務機構打通IPO等資本市場融資渠道或發行REITs。四是擴大科創再貸款支持范圍，將支持對象進一步擴大至早期科技項目，可設定“早、小、硬”相關準入標準，以撬動更多社會資本支持成果轉化。

完善政策支持，推動商業銀行服務早期科技型企業

建議通過系統性設計，多措并舉加大對早期科技型企業的政策支持力度。一是完善風險共擔和補償機制，降低商業銀行在支持科技型企業時面臨的信貸風險。大力支持商業銀行發放認股權貸款，并完善認股權流通市場。降低政策性擔保基金的準入要求，進一步覆蓋0—1、1—10階段的科技型企業，探索建立商業銀行、政策性擔保基金、地方政府風險共擔的業務機制，通過風險補償、保費補貼、資金獎補等方式，放大財政基金杠桿作用，推動商業銀行投入更多資金支持早期科技型企業。二是完善盡職免責機制，在相關政策文件中明確盡職免責負面清單，指導商業銀行加大科技型企業貸款容錯力度；適度提高投資容錯率或放寬融資不良率考核要求，探索基于孵化企業數量和成果轉化效果的正向激勵機制。三是指導商業銀行優化科技金融績效考核機制，延長績效考核周期，科學合理設置考核指標，以適應科技金融業務特性和科技型企業的發展規律。四是優化債券發行和融資增信機制，支持服務科技創新的機構發行創新債券，允許其開展科技成果轉化項目融資。

深化股權投資，支持商業銀行適度參與科技領域投資

股權投資市場的健康發展對于科技創新具有重要意義，建議進一步優化股權投資市場的募資與退出機制，引導更多股權資金支持科技創新。一是支持金融機構在特定領域進行政策試點，允許商業銀行設立或參股股權投資子公司，并合理設定投資范圍和金額的上限，例如限定投向為初創期科技型企業或科創類股權投資基金、可投資金不超過銀行資本凈額的一定比例（如25%）。二是支持股權投資管理機構在資本市場上市，通過直接融資渠道擴充資本基礎。三是在區域性股權交易市場實施基金份額轉讓的做市商機制，提升市場流動性，促進二級市場基金（S基金）的發展，并考慮放寬市場準入限制，吸引更多類型投資者參與。

拓寬信貸投向，允許商業銀行開展創投類貸款試點

按照《貸款通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相應條款“國家另有規定的除外”這一表述原則，參照國外經驗，建議適當拓寬商業銀行信貸資金投向，允許在一定區域范圍內（如科創金融改革試驗區）開展創投類貸款試點，圍繞創投型基金在募、投、管、退過程中的各種場景，拓寬貸款主體及貸款用途，包括五種類型：“LP貸”為基金出資人融資，主要用于向私募基金出資；“GP貸”為基金管理人融資，主要用于對其所擔任管理人的私募基金份額出資的跟投；“PE貸”為私募基金主體直接融資；“SPV貸”為基金投資項目所設的載體融資，主要用于項目投資；“FP貸”為基金被投企業的員工融資，主要用于核心員工股權激勵。目前“FP貸”作為員工持股貸款已試點開展，其他產品仍未獲得突破。

從國際范圍來看，商業銀行向創投型基金提供貸款已有成功范例。以美國為例，在1983年至2009年這一股權市場的繁榮時期，商業銀行對私募股權投資業務給予了巨額的資金支持，高達30%的私募股權投資資金來源于銀行。商業銀行不僅作為機構投資人直接投資基金，而且作為辛迪加貸款的牽頭行組建銀團，為基金進行債權融資，有效分散了貸款償付的風險。

同時，創投類貸款展現了風險控制的協同性。在國家政策的引導之下，銀行加大了對中小科技型企業的貸款投放力度，但這類企業在早期階段抵御風險的能力較弱、缺少抵押物并且難以獲取擔保，貸款存在風險與收益難以平衡的難題。而創投型基金偏愛此類企業，能夠把控行業整體風險、有效平滑風險并且實現整體收益。銀行為基金提供資金支持，間接為科技型企業進行融資，是一種切實可行的風險平滑機制。在監管部門批準的情況下，向基金發放中長期貸款，能夠與專業的管理人共同把控項目風險，精準地支持科技型企業。

此外，創投類貸款試點與國家政策導向一致。我國在政策層面正逐步放寬債權資金間接參與企業的股權融資。例如，市場上已有資金投向可用于股權出資的創新產品，如交易商協會的“用途類科創票據”和“混合型科創票據”、銀行的并購貸款等。相關政策文件和提案也鼓勵銀行與符合條件的機構開展合作，為硬核科技型企業等提供信貸支持。因此，為符合國家產業方向的基金及相關主體發放貸款，與國家政策的動向高度契合。

綜上所述，參照國外的經驗并依據我國的實際狀況和政策導向，適度拓寬商業銀行信貸資金的投向，準許其投向與科技創新相關的特定領域，開展創投類貸款試點等一系列舉措具有充足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這也將有利于商業銀行更有效地支持科技創新，推動科技成果轉化，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從試點規模來看，可限定創投類貸款規模不超過銀行總資產的一定比例（比如5%）；從產品優先級來說，建議將“LP貸”和“GP貸”作為最優先的產品進行推進，其余產品綜合考慮銀行風控機制、市場需求和創新難度，建議優先級分別為“SPV貸”和“PE貸”。同時，設置允許投資期間無還本付息、提高不良容忍度等配套措施，從而盡可能提高相關各方的參與積極性。

作者：顧建忠，上海銀行黨委書記（上海農商銀行原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