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的，不僅是AI的發展，更有對AI的治理。

6月在天津舉行的達沃斯論壇上，“人工智能的治理與責任”成為熱點話題；而7月26日將在上海開幕的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級別會議，也聚焦“AI治理的向善普惠”。

這些密集上演的高級別對話，折射出國際社會對AI治理的普遍關切。AI治理有多重要？治理AI會不會耽誤AI發展？全球AI治理的分歧該如何消解？值得思考。

▲6月26日，在國家會展中心（天津），嘉賓在夏季達沃斯論壇分論壇上發言。記者 趙子碩 攝/新華社

AI的發展正為我們打開一片全新的世界，但AI治理存在的不足，也帶來了一定的負面效應。

于個體而言，有短期的影響，也有長遠的焦慮。

往近了看，AI搜索引擎“胡說八道”，提供虛假信息，也不時輸出偏見與刻板印象，帶來“AI幻覺”；AI客服回答問題時驢唇不對馬嘴，人工智能形如“人工智障”；今年畢業季，一些高校使用的AI率檢測工具出現“誤傷”“誤判”，連《荷塘月色》《流浪地球》都被認定是機器代筆……一系列現實情景，讓人疑惑，人機共同生產怎么成了人機互相為難？

往遠了望，許多科技大拿、意見領袖都在預言，AI的“奇點時刻”正在逼近。這在社會層面形成了兩種認知極端——盲目技術樂觀與自我認知悲觀。一方面，有人信奉AI萬能，把瑣事乃至重要抉擇悉數“外包”給AI，久而久之，既損耗對生活的熱情，也不利于個人能力的成長；另一方面，不少人害怕在AI時代被拋棄，或焦慮報名各種AI課程，或自怨自艾，對工作發展與個人能力持消極態度。

于世界而言，還可能誘發危機、催生不公。

有學者發現，現有的AI訓練語料多根植于英語，會無形中強化英語國家的文化優勢地位，甚至為輿論戰埋下伏筆。

而在另一個側面，眼下頗具影響力的人工智能治理機制中，發展中國家往往處于弱勢地位，但發達國家卻已憑借其技術先進性，獲得了“先發優勢”。一些中小國家可能因此面臨更大的發展危機，陷入由大國霸權主導的“中心—邊緣”關系中。

▲2024年1月31日，人形機器人攻關團隊科研人員在多模態人工智能系統全國重點實驗室調試機器人。記者 金立旺 攝/新華社

要看到，技術發展與技術治理并不必然相互促進，倘若一方走入歧途，就可能帶來結果的南轅北轍。對眼下的全球AI治理而言，找到正確方向，或許比貫徹方法更重要。為此，以下幾個問題，或許值得省思。

是技術開放共同發展，還是技術封鎖“小院高墻”？

眼下，有的國家認為人工智能是“富國和富人的游戲”，在硬件上對他國脫鉤斷鏈，在技術上筑起“小院高墻”。

以美國為例，其不僅通過《芯片與科學法案》限制先進芯片對華出口，還聯合盟友對半導體設備等實施“長臂管轄”，制約中國AI產業技術升級。

2023年美國就曾與印度簽署《關鍵與新興技術倡議》，將印度轉化為對華技術“脫鉤”試驗場；2024年美國施壓阿聯酋最大的人工智能公司G42，迫使其終止與中國合作。一連串“數字鐵幕”的行徑，暴露出其霸權派的野心。

是包容差異，尊重他國的治理方式，還是抹平差異，形成AI治理的表面共識？

《中國科學院院刊》不完全統計，全球各國、組織在過去十年所出臺的人工智能規范框架、標準原則、治理倡議超過三千多份。這些不同的治理思路，深植于不同的民族文化與國家體制，不可能完全統一，但也不該相互掣肘，如何求同存異，是關鍵。

真正的共識需要經由對話來形成，而中國一直致力于此：從舉辦世界人工智能大會，到在聯合國、二十國集團等多邊框架內加強人工智能規則治理，再到關注發展中國家利益，形成AI治理的“金磚方案”，中國正以切實的行動，推動AI治理形成國際共識。

是服務人類的共同利益，還是謀求個體紅利？

全球道義從來要求“共擔”而非“獨善”。今天的世界，各種不和平不穩定因素正在積累，地緣政治、恐怖主義等危機不時出現，而人工智能，亦日漸成為影響人類世界走向的關鍵變量。

美國蘭德智庫發表《論人工智能導致的生存危機》，全面審視人工智能在核武器使用、生物病原體釋放以及惡意地球工程導致氣候變暖三種情境下的根本性威脅。而要避免這樣的威脅，絕不能僅僅依賴大國自我約束，更要形成國際化的AI使用公共秩序，這些都需要回到AI治理這個原點來重新思考。

▲7月6日，浙江省金華市金華之光文化廣場科技館內，小朋友與智能機器狗互動。時寬兵攝/新華社

那么，從當下來看，我們該如何認識中國在國際AI治理中的角色？又該拿出怎樣的作為？

對內，要立足科學的技術發展觀，構建可靠而客觀的技術發展路徑。

聚焦我國實際，截至2024年，我國生成式人工智能相關企業超過4500家，用戶規模達2.49億人，中國人工智能專利申請量穩居世界第一。龐大的市場，會帶來充足的機遇，也會帶來系統性的挑戰。

這需要我們審慎認知中國AI技術的發展程度，不讓輿論綁架科技發展路線。科技創新與倫理規則制定不能“跛足”發展，而是要發展與治理齊頭并進，處理好“破與立”“活力與秩序”“發展與安全”的關系。

對外，更要做負責任的大國，推動國際社會對AI共治，實現發展成果共享。

AI治理注定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協作。面對人工智能全球性風險與潛在系統性危機，中國積極推動國際共識構建，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發布《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為AI治理的國際深層合作奠定了基礎，推動了AI技術在國際范圍內共享共贏。

能看到，中國的AI技術正在為人類的共同福祉做出貢獻：今年緬甸中部發生地震后，相關方面就利用DeepSeek，在7小時內開發了一套中緬英互譯系統，為中國救援隊伍參與國際救援提供了助力；而日本一家AI應用企業，基于通義千問打造日語模型EZo，成功在日本醫療保健領域和多個公共服務機構落地……

今天我們設想的種種人機關系、道德困境、倫理思辨、哲學難題，都會在未來到來。而在那一天之前，只有更主動地提供人工智能公共產品，在AI治理、技術普惠、合作機制建設、實踐推廣等方面持續貢獻力量，才能讓AI的發展，真正造福人類的明天。

來源 新重慶-重慶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