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音樂先聲，作者| 丁茜雯，編輯 | 范志輝

近期，伴隨著韓國WATERBOMB音樂節密集舉辦，不少當紅女團、女歌手登上這一全程在水上樂園舉辦的“濕身派對”，女藝人的穿著與身材也因此產生了極大爭議。

比如在去年WATERBOMB舞臺上打破IZONE時期清純華麗少女形象、以超低胸泳衣展示傲人身材的權恩菲，由于在今年Water Bomb選擇不暴露的造型演出而受到觀眾謾罵。

事實上，憑借身材出圈的案例大多也以敢脫、敢露，不吝嗇身材“福利”和充滿大膽動作的編舞舞臺的女藝人，也成為Water Bomb音樂節的一大賣點，諸如泫雅、宣美、權恩菲就曾因此被網友冠以“水彈三巨頭”。

但另一邊，登上WATERBOMB舞臺的(G)I-DLE、KISS OF LIFE等新晉女團偶像，卻也因舞臺裝扮過于清涼、性感的編舞或是帶有挑逗性、暗示意味的歌詞引發粉絲抗議，遭受大量細節“審判”。

縱觀K-Pop女偶像的生產和消費方式，即便逐漸誕生以女性主義、女權等議題作為偶像音樂主題的音樂作品，但本質上來說，K-Pop女偶像依舊是被客體化的幻想商品。

正如《紐約客》所言，K-Pop女偶像是精心制造的“工廠女孩”。

“性化”女偶像

事實上，在韓國諸多學者看來，對于年輕女孩付諸描繪的“形象”，往往代表著一個時代的變化。而在韓國，這種飽含青春的表現形式被系統化地以K-Pop這一流行文化表現出來，更是加深了性別刻板印象，進一步客體化女偶像。

比如在90年代的第一代K-Pop時期，不管是S.E.S還是FIN.K.L，普遍以清純風女學生的樣貌來面向市場，并以過于成熟或性感的方式打造未成年女偶像。而來到千禧年后的二代女團時期，百花齊放的女團競爭下未成年女學生出道的現象愈加平?；?，像是KARA成員姜智英、 前Wonder Girls成員泫雅與昭熙、前f(x)成員雪莉、秀晶等，均為14、15歲左右正式出道。

無論是強調未成年女偶像的暴露衣著，還是表演充滿性暗示的舞蹈和歌詞，抑或令成年女偶像幼態化或是放大熟女風格，都來到了更為致力于吸引男性粉絲為主的時期。在當時，能夠吸引到“叔叔粉”、“軍隊粉”等男性粉絲也成為象征女團成功的標志之一。

最為明顯的，便是大量女團歌曲以或幼稚或性感的形象“向Oppa（哥哥）示愛”為主題，比如少女時代的《Oh！》、“撒嬌神曲”Seenroot的《歐巴呀》、七學年一班《哥哥病毒》，甚至是兒童女團七公主也有著《初戀》《愛情+》等描繪男女愛情細節的歌曲，稚嫩的童聲唱出“年輕的心全為你可以更加相愛、現在一起分享愛情”、“愛情和大海都讓人惡心”等極具成人視角的歌詞內容。

而之所以會產生看重男性粉絲流向的現象，是因為2010年代前后的K-Pop市場，男團偶像吸引著K-Pop受眾中最為主要的消費力——女性粉絲。為了打破這一局面，不少女團制作人也開始刻意以“男凝”視角下的偏好打造女團，甚至大量以邊緣性的戀童幻想來打造女團。

Kpopstarz娛樂記者Jody就曾表提到，為了吸引男性受眾，女偶像被迫將她們的概念轉化為性感，并在她們之間創造競爭，“隨著競爭對手數量增加而愈加暴露更多的皮膚”。

比如在2010年代以后，K-Pop女團風格便普遍進入性感當道。普遍含有未成年成員的女團們，諸如AOA、EXID 、Miss A、SISTAR、Secret等殺出重圍，均以暴露著裝、充滿暗示意味的歌詞、曖昧曲風“生成”拿下一位的代表作，更有因舞蹈動作、MV內容過于18禁，而被電視臺打歌節目勒令整改。

并且，為了博出位吸引消費受眾，不少女團也被迫以更為露骨的音樂作品演出。比如女團Stellar雖為“糊團”，但其多首大尺度作品仍在如今永流傳；甚至僅有一首出道作《Move》的女團4L，也因此在內地市場“小有名氣”，收獲不少聽眾。

2015年以后，性感風的井噴也令新一批急于打開市場的三代女團轉而嘗試多元化的風格，其中“洛麗塔”設定也愈加明顯。比如“校服”與“體育課運動服”作為演出服更為常見，像是GFRIEND的校服三部曲、《PRODUCE101》系列等。

專注倫理與性別研究的韓國光云大學教授金藝然（音譯）就指出，“制服”類校服起源于日本亞文化，校服外觀是所有K-Pop偶像的主要時尚單品，“一個純潔、天真的年輕人，也有吸引力以及性吸引力”。

換句話說，K-Pop的成功，某種程度上是以偶像的“性化”換來的，即其受眾是用性的角度來看待這些偶像的。不論是男性偶像與女性偶像，都面臨著被性化的境況，只是方式略有不同，而女偶像的處境相對更加艱難。

純真為何變味了？

事實上，對于青春、年輕的禮贊是各國音樂流行文化中常見的主題。但從上世紀70年代的二人組合Bunny Girls到如今的K-Pop女團，整個韓國流行文化的歷史中，對于年輕女孩的渴望總是模棱兩可的。

這是因為，本質上偏向傳統“儒學”氛圍的韓國社會文化所提倡的是“純真”，比如所謂的“國民妹妹”安昭熙、IU，“國民初戀”秀智等，均是以清純出名。但K-Pop偶像的變革經歷了歐美、日本偶像工業的影響，“純真”也在變遷中變味。

比如布蘭妮《Slave 4 u》的成功、AKB48“欲遮還羞”的泳裝寫真、單曲創造的宅男幻想等，這些“性銷售”也被K-Pop進行模仿，吸引消費受眾。比如韓國女團Fromis9、IZONE便是擁有壓倒性的男性粉絲購買力，占據著百萬銷量的大頭。

也正是在傳統與出格的交織中，K-Pop女偶像的概念也產生了一定的矛盾沖突：崇尚“成人幼化”、“未成年成人化”，作為性感但無辜的洋娃娃商品，以傳統而又性感的形象和行為滿足男性的眼球。

進行東亞研究的愛爾蘭某大學教授Kevin Crawley曾提到過，雖然K-Pop女偶像被告知要挑逗性穿著演出，但她們也同樣被告知需要符合儒家性行為規范。簡而言之，便是帶有性吸引力的“圣母瑪利亞”。

不管是備受詬病的性感風還是如今被認為開辟女團“女子力”的Girl Crush，本質上都脫離不開“性化”的趨勢，尤其是在大量男性制作人主導的音樂作品中更是在加碼放大。

比如BLACKPINK出道作品《BOOMBAYAH》在釋出之際曾被看作是與當時流行的清純可愛風有所區別的“Girl Power”，但在制作人Teddy所營造的“喜歡你，你真的很帥氣”、”我的身材很特別，透過你的眼神我知道你想觸摸我“以及大量穿插在副歌擬聲詞中的“Oppa”撒嬌喊聲，這一歌曲同樣也被看作是示愛男性粉絲的“換湯不換藥”。

但事實上，這種含沙射影在女性制作人作品中也同樣存在。比如曾卷入“戀童”爭議的閔希珍制作人，就因旗下女團New Jeans的《cookie》中被指令未成年成員們身著校服唱跳含有性暗示的歌曲而受到譴責。而這種“洛麗塔”的再造概念，在閔希珍對少女時代、f（x）等SM女團乃至男團的概念搭建中均有所顯示。

同樣的，泫雅熱門歌曲《BeBe》便被韓國網民認為是將其出道以來遇到的戀童癖、性化現象以戲謔口味講述了出來，包括“請疼愛我，你讓我化作17歲，我感覺自己15歲”、“你讓我變成Baby Girl”等。

而這種K-Pop性化凝視偶像產物的運作模式，也隨著101系選秀進入東亞、東南亞等偶像審美體系，不管是未成年人提前“大人化”來過度闡述性概念，還是成年偶像被迫放大性部位，這種趨向正常化的舞臺演出設定，也在被美化下面向全年齡層“開放”。

“K-Pop粉絲不再只是青少年專屬，他們已經擴大到20-40歲甚至年齡更大的人，這些阿姨、叔叔的真正意圖是什么，在內心深處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韓國喬治梅森大學文化研究教授李奎卓（音譯）就曾指出，事實上很多粉絲尤其是年長的粉絲，他們沒有意識到偶像被性化時存在的問題。

但這也并不意味著，K-Pop女偶像就因此要脫離人欲。

事實上，在韓國這一趨向保守的社會文化中，壓制年輕女性表達任何“人欲”也是極為普遍的，也正是在這種禁忌又開放的氛圍下，K-Pop女偶像也同樣面臨著隱形的性暴力與性剝削，“K-Pop的情色問題并不是在于她們被描繪成了有‘性’的人，而是她們作為‘性’客體被用來產生利潤”。

“當你稱某人為女神或者仙女時，你是在物化這個人，更大意義上來說，限制他們的行為”，在《女神是恭維嗎？》一書中，文化評論家崔智善（音譯）對消費K-Pop女偶像的方式批評道。

為何開始被抵制了？

站在如今K-Pop試圖打開全球市場的角度來看，K-Pop女藝人在MV、音樂、寫真和表演中的性化，也被看作是如今“妨礙K-Pop產業成績的顯著爭議”。

比如前不久，韓國女團（G）I-DLE因身穿帶有“紅十字”標志的改良救生員制服造型進行演出，受到韓國紅十字會抗議并要求繳納罰款。而這一超短褲、緊身露臍的性感造型，也被韓國本土痛批將“職業衣物娛樂化”。

在K- Pop女團的歷史長河中，女性職業角色的客體化造型也并非僅此一例。早在千禧年時期少女時代刮起的制服風，便橫跨韓國軍裝、護士、交警等，包括來到Girl Crush風起的當下，諸如BLACKPINK的MV中引起的護士服爆改情趣服爭議，都曾是引發矛盾的焦點。

更為嚴重的，則是校服成為如今女團的時尚單品后，“校服”所蘊含的意味也在K-Pop音樂的不同概念中被彈性解構。

更進一步來說，“看到女團像她們（普通女學生）一樣穿著校服，但她們（女偶像）卻在表演高度性感的歌曲和舞蹈，并因此受到稱贊，這對現實生活中的青少年來說，是多么矛盾和困惑”，金藝然教授指出。

因此，即便隨著近些年的Girl Crush之風下，女性受眾比例在女團粉絲基礎中逐漸增大，掌握一定話語權，但本質上還未脫離出男凝視角的K-Pop女偶像也因疑似的戀童概念、“裙子太短”、“打底褲露出”、舞蹈動作性感等因素受到女性粉絲的抵制，對于身后的經紀公司、制作人更是予以抗議。

比如在近期，女團KISS OF LIFE新歌MV對臀部、胸部等重點部位的刻意對焦，以及ITZY提供音樂作品的男性作曲家在成員留真的社交平臺留言“打肉毒桿菌去吧”引起粉絲爭議，直呼“不舒服的挑釁”。

事實上，即便這些女團在概念中高喊著“我做我自己，I Love Myself”，但作為商品，男凝視角下的性客體角色則是所有K-Pop女偶像面臨的現實。

當然，對于K-Pop女團客體化行為的“困惑”，也隨著女性K-Pop的發聲逐漸發生一定的變化。近些年來的女權運動、女性主義思潮對于K-Pop世界尤其是女性粉絲產生強烈的影響，更深層次導致K-Pop女偶像示愛“Oppa（哥哥）”的歌曲主題一去不復返，更加專注在“女力”。

普遍意義上，K-Pop是避免接觸社會議題的流行文化，尤其是對于性別問題、女性主義的觸及。也正是因K-Pop偶像脫離不了受眾群體的審視角度，所以當一個K-Pop女藝人開始表現出一定的反男凝、自信發聲等行為，也會一定程度上失去男性粉絲的擁簇。比如Red Velvet成員Irene、LE SSERAFIM成員許允真就因公開展露女權主義書籍而受到死亡威脅和脫粉。

此外，將女性主義作偶像概念的女團們，也同樣免不了關于“自我客體化”的矛盾。

比如（G）I-DLE以女性主義議題為養料寫出的《Tomboy》《Nxde》等，雖受到K-Pop年輕粉絲推崇，但也被部分女性受眾認為“不舒服”；同樣的LE SSERAFIM、New Jeans、IVE等也同樣面臨著圍繞在“女性本我”的概念上打造，但也因帶有一定男性偏好的媚化感、誘惑感的造型與編舞，與歌曲主題相違背，令受眾感到奇怪與批判。

韓國流行音樂評論家樸希雅（音譯）就指出，“這是因為這個概念是針對男性的，并將公開的性欲偽裝成‘女性自信’，但實際上它與女性賦權背道而馳”。

而這種帶有矛盾感的演變的出現，除了由于女性粉絲占領著大多數K-Pop女偶像的主要消費力，另一方面也是在于受眾關注偶像的自主權與符合社會議題的進步。換言之，女性受眾對于K-Pop女偶像的“利益交換”，并非是在“眼球經濟”，更多的則是來自于精神層面的共鳴需求。

像是曾因出格裝扮、舞蹈等被奉為女權主義偶像的泫雅，因與曾陷入“李勝利事件”的龍俊亨戀愛結婚，而被看作是“強奸辯護者”，更抨擊其將女權主義作為一種概念形象。

在女性性別主義的壓抑與性別規范的打破下，K-Pop的文化敘事也不得不“睜眼看世界”，K-Pop女偶像也在受眾的反饋中愈加對女權意識奏響頌歌。

因此，獨立于男性目光之外的女團概念也在K-Pop中逐漸出現，盡管并未點破女權主義”標簽。比如本月少女的《Butterfly》、Dreamcatcher的《JUSTICE》等都在當下被看作是鼓舞之作。

結語

當然，在整個K-Pop語境下，不僅僅是女偶像，男偶像也同樣面臨著被“性化”的現象。

諸如早期二代團2PM大秀腹肌的性感“野獸團”面貌、令三代團VIXX一炮而紅的融入“S與M概念”的《Chained Up》，以及出道之際以介于男童與少年之間的年齡來隱晦講述禁忌戀愛的NCT DREAM等，都同樣是被賦予了挑逗行為的意味。

不僅如此，在部分男性藝人的音樂作品中，更是從主導者的身份來推動物化女藝人的過程，以大量裸露女性身材重點部位、編舞性暗示、曖昧動作雙人舞，以及將美女與金錢劃為同類項。比如PSY的名曲《江南Style》《Gentleman》便是如此，而其繼《江南Style》后陸續推出的作品中，泫雅、孫佳仁等女偶像以性感挑逗的“吉祥物”形象出演MV，也被K-Pop業內看做是對女偶像的“認可的榮耀”。

正如韓國文化評論家崔智善所言，“偶像被迫扮演非人類角色，她們需要花費時間和精力來發揮作用，但一旦有一天不再有效時，她們就會被丟棄”。而打破客體化的一步，或許也正是來自于如何推動偶像們商品概念的轉變。簡言之，便是如今的偶像們尤其是女偶像仍然沒有實現“偶像自主權”。

畢竟，偶像的性化，本質上來說還是由K-Pop產業的上下游——經紀公司與消費者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