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山里,不識字的彝族女性在短視頻窺到了大涼山外的世界;鄉村中,農村主婦自學直播帶貨拿到了經濟收入;工地上,農民工女孩用短視頻記錄歌聲,在圍觀中感受到被欣賞的快樂……短視頻平臺讓人與人連接在一起,是普通人享受算法技術成果的時刻。傳播學者陸曄認為,信息爆炸社會,我們不可能依靠人工篩從龐大的信息池里篩選信息,算法是唯一可用的辦法,“如果沒有算法推薦,你爸跟你看一樣的東西,他就該砸手機了。”

陸曄是復旦大學的法學博士,現任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她與潘忠黨共同撰寫的論文《成名的想象》是中文新聞傳播界引用量最高的論文之一,這幾年她持續關注新聞生產、媒介技術,與許多知識精英的視角不同,她看到了短視頻推薦算法技術背后的價值。

陸曄近照

當世界從電視媒體時代走向新媒體時代,傳播模式從“一對多”向“多對多”轉變,個體的聲音被放大了。陸曄說,這是她感受到的時代的重大變化——普通人參與進入了公共生活。

過去,陸曄做過不少關于短視頻的研究。她講到,因為刷短視頻,一個彝族的婦女第一次將視線走出了大涼山,看到了廣闊的世界。她提到了一部紀錄片《張拔村最后的導演》。這個紀錄片講述了在山西的廢棄村落里,一位阿姨每天用短視頻記錄村里的人和事,收獲了幾百個粉絲,多數是村里去外面打工的年輕人。陸曄說:“等老人走了村莊也就不存在了,它(短視頻)對那幾百個人是有意義的。”

通過短視頻,人們能看到廣闊的世界,能發出自己的聲音,也能讓外界看到自己。陸曄一直在關注這種“可見性”,她的論文《短視頻平臺上的職業可見性:以抖音為個案》發現:“短視頻的職業可見性是每一個個體都可以主動走上前臺、站到聚光燈下,積極展演自身的職業可見性。”她認為,弱勢群體、非主流人群如果不被看見,保障他們的需求就無從談起。因此,“看見是第一步。”

陸曄在《國際新聞界》發表的論文(《國際新聞界》系國內新聞傳播領域最具影響力的期刊之一)

陸曄有位博士生研究直播賣貨的農村婦女,她們通過培訓來學習如何起號,按自己理解的算法規則制作內容,策略有時奏效,她們對自己的生意和工作更有信心,有時失敗了,就會繼續學習。“這樣非常積極的一面,難道不應該被我們關注到嗎?所以我既不贊同算法是為我所用的工具,也不贊同算法是萬惡之源,都太極端了。”陸曄表示。

直到今天,人們對短視頻的觀點也不盡相同。有人將“后真相時代”看作媒介變革后“碎片化敘事”的自然結果,在陸曄看來,事情并非如此。她認為“后真相是因為有人想讓你相信后真相”,謠言的背后是“利益和流量”。相反,短視頻的全民化也給了追求‘真相”的可能。陸曄提到了一個“公民見證”的學術概念,即每個用戶通過手機記錄碎片化信息,從中可以整合出一個更完整、更充分的事實性信息,這已經成為了許多媒體機構工作的方式。

近年來,媒體技術的發展造成信息爆炸,普通人面對龐大的信息量會無從選擇,短視頻的算法應運而生,如果沒有算法,人們可能無法看到感興趣的信息。她說:“算法是目前唯一的辦法。”

對于算法技術的爭議,陸曄拒絕了非黑即白的判斷,陸曄說:“沒有算法的時候,社會也不是完美的。”她認為在算法誕生之前,許多不公平也都在發生。而對于“信息繭房”,陸曄認為它一定存在,但它一直都有,“有人一輩子也不讀《紅樓夢》,那他也是在某種程度的“信息繭房”里。”對于無處不在的“繭房”,她用一種更加理性的態度考量:“我們要關注,但不可能把它完全消滅,或者說出一個一攬子解決方案,這做不到。它永遠是一個動態的、不斷平衡的過程。”

許多實證研究證明,算法有助于推薦內容的多樣性,是“破繭”的工具之一。2025年1月,新聞學領域的國際頂刊《Digital Journalism》發表了一篇論文,探討了算法與用戶行為交互對新聞多樣性的影響。該研究以國內某短視頻平臺為數據來源,通過開發虛擬代理測試的實驗方法,模擬人類用戶與推薦算法互動。結果顯示,相較于無算法的隨機推薦,算法推薦的新聞類別顯著更多樣,算法有助于用戶接觸到平時不易遇到的新聞來源。

在社交媒體去中心化的年代,陸曄認為文化不再只由大眾媒體和知識精英決定,每個人都參與到了對文化的定義和闡釋里。她舉例五條人樂隊的仁科是看著《故事會》長大的,樂隊有張專輯就叫《故事會》,大眾文化養育出非常優秀新生代音樂人。“所以它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事兒,有很大的灰色地帶。”在陸曄眼中,這種情況下,需要更多人參與公共生活,共同來塑造和定義我們的文化。算法不僅屬于算法工程師,也屬于每個人,每個人都應該發聲,加入到算法政策制定和技術原則的協商里,讓自己在動態過程中加入算法和公共生活,如此才能形成一個好的社會。

伴隨著技術的發展,新的社會已經形成,“不可能倒退回去”,而是應該看到新媒介形態重新塑造連接的力量。作為一個學者,面對不完美的新技術、新媒介,她說她未來想做的是“用各種方法抑制它黑暗的那一面,要在灰色地帶里推動更多的事物朝著好的可能性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