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互聯網怪盜團

上個星期我在深圳，有兩個重要收獲：第一是實地調研了傳說中的“三和大神”（盡管只是浮光掠影），第二是與幾位互聯網大廠離職（或正在打算離職）的朋友深入交談。后者其實是我過去幾個月一直在做的調研的一部分：在當前的宏觀和職場環境下，從互聯網大廠離職的人，究竟去做什么了？促使他們離職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他們在想什么？

通過日常微信聊天，我一直在收集這方面的信息；與朋友線下見面時也會經常聊到這些話題。上次去深圳，我獲得了相當寶貴的信息，算是能夠支撐一次有意義的調研了。當然，這個調研仍然是小范圍的，涉及人數僅有幾十人（真正離職了的僅有十幾人）。由于樣本數量有限，不可能使用統計學方法，只能以案例分析為主。不過，我很幸運擁有一個優勢：這些朋友都比較信任我，樂意講述自己心底的故事和想法（前提是保證其個人隱私安全）。所以我聽到了很多鮮活的故事、真實的想法，這些有可能是外界尚未認識到、或者忽視了的。

我決定將迄今了解到的情況，整理撰寫出來。我非常歡迎有類似經歷或想法的人，以各種方式與我分享他們的故事——這是一次長期的、持續的調研，只要互聯網大廠離職潮還在持續，就有必要繼續下去；也非常希望能發揮“拋磚引玉”的作用，見證對這個主題的更多更有價值的研究的誕生。

從大廠離職的原因

打工人離職的原因無非兩種：被迫的，以及主動的。直接被裁掉，當然是被迫；被轉崗降薪、予以羞辱性待遇，直至不堪重負主動走人，其實也是被迫。2023年以來，互聯網大廠降本增效愈演愈烈，越來越多的人有了心理準備。不止一個大廠員工告訴我，他或她“將在一個季度內被裁掉”，因為各個部門和團隊的裁員名額幾乎是公開的，很多人知道自己躲不脫，溫順地等待著最后的結局（以及N+1）。

然而，仍然有許多人選擇主動離職。越是年輕的人似乎越傾向于主動離職——至少在我認識的人當中是如此。90后和95后員工更加重視尊嚴和工作氛圍，也更愿意在沒有下家的情況下“裸辭”。下面是我親耳聽到的一些“裸辭”原因：

公司對請病假的員工要扣除當天全部工資，而且直系領導毫無同情心。 直系領導頻繁對員工進行PUA，例如“好好想想你們對不對得起公司付的工資”。 所在團隊要求毫無意義的加班，哪怕無事可做也要在辦公室坐到深夜11點。 對分管本部門的大老板（公司高管）失去信心，認為公司爛透了，只是尸居余氣而已。 對公司食堂、健身場所或辦公場所整體條件不滿，認為損害了自身健康。

上述一些理由，對于80后或更老的員工而言形同天方夜譚；老板就更無法理解了。80后員工極少因為任何原因裸辭，不僅僅是因為觀念不同，也是因為上有老下有小、自己的年齡難以找到新工作，“裸辭不起”。考慮到現在大廠基層員工中的95后（乃至00后）比例越來越高，職場PUA作為一種控制員工的手段正在迅速失效。站在打工人整體的角度，這當然是一種進步，不過老板和HR的看法肯定恰恰相反。

內卷的無意義持續

從2021年開始，部分大廠的部分部門先后提出了“降低加班頻率”乃至“反內卷”的口號。但是據我了解，這些口號僅僅是故作姿態而已。在我調研的對象當中，幾乎沒有人認為大廠內卷在過去兩年有所松動，也沒有人期待未來會有實質性松動。很多人因為對內卷徹底失望而選擇了離開互聯網行業。

具體而言，互聯網行業的內卷分為兩種：第一種是為了博取財富和地位的內卷，可以稱為“上升型內卷”；第二種是為了保住飯碗的內卷，可以稱為“自保型內卷”。在中國互聯網的黃金時代，大批打工人自愿加入第一種內卷，憧憬著升職、加薪和股票增值，其中的佼佼者甚至可以一躍進入財務自由行列。按照我的一位熟識多年的老朋友的話：“大家天天加班到凌晨，你要相信勞動人民總能創造奇跡。”（此對話發生于2018年底。）人類最強有力的驅動力永遠來自內心，不是來自貪婪，就是來自恐懼；在互聯網和資本市場整體不振的情況下，貪婪已經不足以驅動打工人前進，現在恐懼成為了主要驅動力。

我的絕大部分在大廠工作的朋友，都提到了“恐懼型”或“表演型”加班：因為恐懼丟掉飯碗，被迫向上級表演努力工作。由此導致了一個悖論——活兒其實沒有以前那么多了，待遇也沒有以前那么好了，加班反而更劇烈了。有些比較人性化的團隊領導，在上級領導的壓力之下，也不得不要求員工延長在崗時間，甚至開發出了“輪流加班”的演技：每天都至少有一個人在崗呆到半夜，以應對上級不定期的檢查。

上級領導乃至大老板又是怎么看的？是真心認為加班提升了生產率，還是將其當做一種“服從性測試”工具，又或是僅僅拿來當做裁員的借口？這就不得而知了，因為哪怕對他們進行調研，他們也不會說真話。在此我想指出另一個視角：中國互聯網大廠的成長速度過快，來不及形成良好的、現代化的管理制度。準確地說，整個中國的民營企業界在管理制度上都還比較落后。在遇到結構性問題的時候，它們無法以科學的方式解決問題，只有求助于簡單粗暴的服從性機制。就像那些教學水平一般的中學，為了提高升學率，只有不分青紅皂白地抓考勤、抓內務，雖然效果極差，但那是它們唯一的選擇。

大廠離職員工的去向

在傳統上，互聯網大廠、金融機構以及外企，都是高學歷年輕人扎堆的高收入行業；現在三者都在經歷裁員降薪。過去幾波互聯網招聘下行周期當中，離職員工的選擇其實不少，這一波則大不一樣了！當一個人剛剛離開大廠，無論是被迫還是主動，他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輕松一下”，例如去旅游或回家躺平一陣子；超過一個月之后，就必須嚴肅考慮今后的生計問題了。即使是那些在大廠工作期間頗有積蓄、暫時不愁生計的人，也不能承擔長期脫離職場導致與行業脫節的風險。就我的觀察，他們最主流的選擇有如下幾種：

留在互聯網行業的人仍然是最多的，如果回不了大廠，就去中小廠或創業公司。很多人會“蟄伏”小廠，伺機回到大廠。 離職后考公考編的比例不低，這一點令我有些吃驚；不過上岸之后立即感到后悔的也不在少數。 “回老家”當然也可以擇，但它不是真正的選擇；“回老家”之后，要么考公考編，要么尋找本地企業下家。 “數字游民”也是一種頗為流行、而且越來越流行的選擇。對于這個選項，讓我們留待下一節詳細探討。

先說第一條。大部分大廠離職員工，除非徹底厭倦了互聯網行業，否則首選還是留在這個行業。那些致力于“反內卷”“反PUA”的年輕員工，也更傾向于在互聯網行業找一家沒那么卷的公司；因為他們清醒地意識到，其他行業的內卷和PUA可能更嚴重，兩害相權取其輕。互聯網行業非常大，總歸有稍微好一點的公司和團隊，前提是必須耐心尋找。有些從大廠離職超過半年以上的人，不一定是找不到下家，而是難以找到符合要求的下家。

在外界看來，AI創業公司應該能提供不少新崗位——但那只是假象。國內大部分AI創業公司還很缺錢，它們拿到的投資很多是以算力方式提供的，而且它們的主營業務盈利遙遙無期，從上到下都不太敢花錢。坦白說，當前中國的AI創業熱潮，遠遠比不上多年前的移動互聯網創業熱潮，吸納投資和就業的能力均不可同日而語。在我了解的范圍內，大廠員工離職去做出海的認，都比去做AI的人更多。如果你是基礎研發人才，則另當別論；現在整個國內科技圈子最容易找工作的可能就是AI基礎研發人才（但這些人的比例相當低）。

再說第二條。大廠離職考公考編的人數其實不少，按照一位深圳的朋友的說法，“南山書房里每天坐著的可能有一半是大廠離職復習考公的”（肯定略有夸張）。一線城市的公務員待遇很好，但是很難考，而且要求本地戶口；因此大部分考公考編的人都會先回到老家，這樣還可以利用在當地的社會關系。考慮到他們本來的聰明才智，若愿意再努力內卷一次，考上的概率其實不小（視具體崗位而定）；考上之后立即感到后悔的比例也不小。

有朋友向我介紹了一個生動案例（不是他本人）：考公一次上岸，位于某省會城市，但是收入降低到了在大廠的四分之一，關鍵是工作仍然很累。在小紅書、B站和知乎上，人們總是暢想上岸之后就能“躺平拿工資”，乃至明目張膽的擺爛；可是大部分公務員崗位不能這樣，少數能這樣的崗位則非常難進。至于考公群眾暢想的所謂“社會地位”“仕途”，對于絕大部分普通公務員而言更是癡人說夢。這種巨大的落差，很可能阻止了更多大廠員工投入考公。當然還有一個原因：超過35歲才離職的人已經無法選擇考公，而30歲以下的人又總想再看一看更多機會；真正嚴肅選擇考公的人，其年齡段非常狹窄。

不止一個目前還就職于大廠的朋友對我說，一旦自己離職了，就選擇回老家“躺平”，完全依托過去的積蓄和家庭關系為生，在本地找清閑的工作或小生意做。可是在現實中，我尚未看到任何真正離職了的人做出這樣的選擇。這可能是因為物質條件不允許，也可能是因為觀念；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話題，可惜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圍。

“數字游民”的理想與現實

我確實接觸到了不少從大廠離職做“數字游民”的人。數字游民最早的聚集地是大理（其實現在也是），其次是長三角周邊的安吉，以及珠三角周邊的惠州。廣義的數字游民分為兩種：第一種是有所謂“正規單位工作”，但是上級允許其遠程完成工作的人；第二種是自雇者或自由職業者。絕大部分數字游民是第二種，尤其是在大家摘下口罩之后，允許長期遠程辦公的“正規單位”越來越少，想維持數字游民的生活方式往往只能自雇。

大理之所以成為數字游民的中心，不僅因為它風景秀麗、基礎設施不錯，還因為它形成了數字游民的社區和文化氛圍。很多大廠離職員工會選擇去大理進行“身心靈修煉”，試圖修復高強度工作帶來的創傷，找回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由于大理的生活成本較低，即使沒有收入來源的人也可以居住相當長的時間，但那就不屬于“數字游民”了。真正當上了數字游民的人，有些會長期居住在大理，有些則將此視為一個中轉站；很難判斷二者的比例孰高孰低。

數字游民的賺錢手段看似很多，可是其中最主流的無非三種：

做博主（自媒體），有些也可以從這條路走向創業。 接外包訂單，尤其適合程序員等技術工種。 做投資或金融交易。

大廠離職員工最經常試水的平臺是小紅書——“離職博主”甚至成為了小紅書的一個熱門賽道。當然，離職員工可以做各種賽道的博主，視自己的資源稟賦而定。除了小紅書，很多人會同時選擇抖音；選擇微信生態（公眾號+視頻號+微信群）的也有一些。上述選擇很容易理解：小紅書的社區調性和用戶畫像非常符合前大廠員工的人設，近年來也具備了一定的變現能力；抖音擁有最大最全面的流量基礎，而且商單變現門檻極低；微信視頻號則是現在唯一還在爆發式增長的內容平臺，而且在私域運營方面具備天然優勢。

然而，絕大多數博主會遇到“僧多粥少”的問題：做博主的人越來越多，來自廣告主的預算盤子卻沒有增加（甚至有減少）；至于知識付費的盤子就更小了，其適用面十分狹窄。我認識的做博主比較成功的人，不論作為主業還是副業，基本都在2022年以前就開始了，其中許多在2020年以前就開始了。2024年才姍姍來遲做博主的人，要花費十倍、百倍于當初的努力，才能積累最基本的粉絲盤；至于變現則遙遙無期。因此，對于新近離職、缺乏自媒體積累的大廠員工而言，做博主很難成為一個合理選項。

接外包訂單相對容易很多，因為不需要你自帶流量，只需具備技術實力和經驗即可。這些人同樣面臨著需求下降的困境，因為外包需求是跟著宏觀環境走的；因為我不懂技術，對這個問題沒有具體的發言權。至于投資或金融交易，最近兩年通過炒美股或炒虛擬資產賺錢的人不少。如果你的本錢足夠，并且具備投資境外資產的穩定渠道，確實可以以此為經濟基礎（能持續多久很難說）。請注意，在任何情況下，炒A股都不是一個合理的選擇。幸運的是，互聯網大廠主要在美股和港股上市，其員工普遍具備寬闊的國際視野，極少有人把寶押在A股上。

可以看到：把上面三種手段加起來，能夠容納的數字游民數量仍然很少。移動互聯網流量井噴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十五年前的微博、十年前的斗魚/虎牙、六年前的抖音、四年前的小紅書/B站和兩年前的微信視頻號，對新人博主都非常友好，很容易拿到大批流量并建立用戶心智——那都是過去的好時光了！外包訂單的豐滿程度最終取決于軟件開發等“泛信息科技需求”的強度，就算這個需求沒有根本性下滑，其上升的空間也不大。至于投資，在本質上是“看天吃飯”，沒有任何嚴肅的中產階級家庭會將其視為主要收入來源——除非已經有很多本錢了。

互聯網大廠的“去精英化”

如果你看過十幾年、二十年前，互聯網行業高速成長初期的創始團隊和業務骨干團隊的照片（這種照片非常好找），就會發現：他們毫無“精英范”可言，從神態、穿著到工作環境，浸透著一股“土鱉”的氣息。哪怕是在初代互聯網大廠普遍已經上市、薪酬待遇不低的情況下，互聯網仍然無法與金融、管理咨詢等“精英行業”比較所謂“逼格”。確實有人因此錯過了幾十億，我就認識不止一位放棄加入早期互聯網公司機會的朋友，他們無奈地解釋說，當時選擇放棄不是因為薪酬原因，而是因為“這個行業看起來太low逼”。

然而，最近十幾年互聯網行業的持續發展，使得行業的“精英化”色彩越來越濃厚，按照俗話說就是“有逼格”了。不止一家游戲大廠的朋友對我抱怨說，上層招人越來越“投行化”，看到求職者的簡歷，“恍然分不清他是在應聘高盛銀行家崗位還是游戲策劃崗位”。一家規模更大的互聯網巨頭的朋友則表示，自家確實招聘了很多來自高盛、大摩、麥肯錫、BCG的精英（來自其他單位的就更多了），他們一邊適應這個行業，一邊也在改變這個行業的文化。網上流傳的許多互聯網大廠“黑話”“不講人話”，大部分實際來自這些“精英化的互聯網員工”而非“原生互聯網員工”。

互聯網行業的“精英化”不僅體現在戰略、投資、財務等中后臺崗位，也體現在部分前臺崗位，尤其是商分（商業分析）。例如，美團這種“商分驅動型”公司從券商招聘了大批商分，去年年底我還有熟識的朋友差點去了（最后并未成行）。至于騰訊、阿里、字節跳動等大廠也不遑多讓，在其所有業務團隊都能發現具備投行、投資或咨詢背景的商分。哪怕是校招進來的人，也不乏出身商學院、在校期間踩著進投行或者MBB的節奏、精英光環滿滿的畢業生。他們究竟發揮了多大作用，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話題；他們的人數越來越多，則是不爭的事實。

現在似乎到了潮流逆轉的時候。按照一位自認為隨時會被裁掉的大廠商分（具備投行、咨詢背景）的說法，“我司沒那么多錢了，養不起我這么貴的商分了”。上文描述的那位差點去了美團的朋友，最終沒去的原因是薪酬遠遠低于預期——至于早年從券商跳槽過去的、薪酬較高的人有沒有降薪，不得而知。附帶說一句，這位朋友最后選擇了跳槽去一家規模較小的券商，繼續從事原來的工作。

在這種形勢下，互聯網行業的“精英背景”人才比例不一定會下降，因為精英也沒有太好的機會了，加入互聯網大廠仍是一種頗具吸引力的選擇。但是，互聯網大廠工作環境的“精英化”必將被踩剎車。上面那位朋友說的很好，“沒那么多錢了”，而“精英化”要以大筆閑錢做基礎。照這個勢頭發展下去，我們或許也將看到“大廠黑話”的退潮，乃至“土鱉氣息”的回潮。不過無論如何，互聯網行業不可能回到多年以前的那個“low逼狀態”了，因為它已經實在太大、太重要了。

一些簡短的對比

上文提到過：互聯網大廠、金融機構（主要指券商/投行和基金）、高端外企，是高學歷的中產階級白領最密集的三類單位，也是最有可能實現“打工致富”夢想的地方。但是它們彼此存在顯著區別——金融機構和高端外企是兩個相對封閉的圈子，雇傭的白領體量有限，而且自身業務進化速度比較緩慢；互聯網大廠則呈現出極強的開放性、劇烈的變動性，白領員工規模也要高出一個數量級。雖然當代中國還談不上什么Old Money和New Money的區別，但是或許可以得出一個不太嚴謹的結論：金融機構和高端外企更像Old Money，互聯網大廠更像New Money。

因此，同樣是在行業增長減緩、裁員降薪的大背景下，互聯網大廠員工（無論是否已經離職）表現出的積極主動性、求新求變的意志，明顯更強一些。這種“求新求變”，不等于“內卷”——很多大廠離職員工都是反內卷的先鋒；它更像是一種“我到底想活出什么人生”的探索姿態。所謂內卷，本質上是放棄了自我設定人生道路的權力，在他人設定的賽道上永無休止地奔跑；互聯網大廠員工曾經是內卷最厲害的一撥人，現在其中一部分也成為了最先最徹底放棄內卷的人。

雖然大廠員工經常自嘲“有廠味兒”，“陷入了大廠的虛榮陷阱”，但是他們的心態還是遠比金融業或外企從業者更加開放務實。換句話說，他們沉浸于“職業逼格”的程度遠遠較淺，對于未來的態度遠遠更加靈活。從其中絕大多數人身上看不到自怨自艾的氣息，更沒有無能狂怒（哪怕剛剛失業或很有可能失業）；即便是那些自稱要“躺平”的人，身上往往也充滿生機活力。這可能只是我的調研范圍偏差，但這種生機活力讓我看到了希望——不管在職還是離職，互聯網從業者總體上與“死氣沉沉”四個字不搭邊，總能產生新的想法、嘗試新的活法。

這就是我喜歡研究互聯網行業的原因，也是我至今仍然建議年輕人加入互聯網行業的原因（我自己也是年輕人，不論從心態還是生理年齡講，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