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轉眼間已近歲尾。今年是個關鍵年份，“十四五”在今年圓滿收官、“十五五”即將開啟，我們國家也即將走進“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的重要關口，而在這個關鍵的年份，中國的資本市場也走出一條上升曲線，并且一掃陰霾，跑出收益。是什么促使中國資本市場走出這條靚麗的曲線的，背后的根本動因是什么？最近，帶著這些疑問，《國際金融報》記者專訪了東方證券研究所所長黃燕銘。

中國式“長期主義”正得到全球投資者認可

《國際金融報》：黃所長您好，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專訪。已值歲尾，我們注意到，2025年中國的資本市場，顯然已走出陰霾，堅定地邁向高質量發展道路。您認為這其中的關鍵因素是什么？

黃燕銘：我認為2025年中國資本市場能夠一掃陰霾，跑出收益，不在于宏觀增速，更不在于存款搬家，而是中國式“長期主義”的政策基調正在得到更多全球投資者的認可。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在“變”的外部環境中，中國政治經濟學的法寶恰恰在于“不變”，在于以歷史耐心、戰略定力為主旨的中國式“長期主義”。

“十五五”建議稿出爐后，有一種觀點認為文件提法穩定有余、新意不足，對資本市場的刺激不大，這樣的理解就偏離了中國政策的本質特征，穩定的政策恰恰是塑造健康、可持續資本市場生態的根本所在。站在當下，西方政客沉溺于選舉博弈與短期利益，政黨交替甚至引發社會穩定風險，而中國政策具有突出的穩定性、連續性、務實針對性和規劃前瞻性，這種長期主義將在根本上支撐中國資產的價值，成為股市最大的定海針、壓艙石，成為我們期待長牛、慢牛最重要的理由。

長期主義首先體現在目標延續性上，遞進的是能力

《國際金融報》：您這個提法非常有意思，也很到位和準確。您覺得我們的長期主義，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黃燕銘：長期主義首先體現在目標延續性上。每一個五年規劃都是下一個五年的堅實臺階，“十三五”的目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十四五”與2035年遠景目標則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十五五”延續、強調了“十四五”的目標，它們之間承前啟后、有機銜接，最終導向“兩個一百年”（建黨10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國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宏大愿景。以長遠目標為導向的思維方式，強調謀長遠之勢、行長久之策，而非追求短期利益，一旦提出目標，就不會輕易改變。“碳中和”就詮釋了這一特征，近幾年來，中國堅定“碳中和”目標不動搖，分階段一步一個腳印地付出艱苦努力，推動綠色低碳轉型取得歷史性成就，而反觀海外，俄烏沖突后歐洲在“碳中和”進程上反復搖擺，美國的氣候政策更是隨著政黨更替而劇烈震蕩，這種政策反復，與中國的“長期主義”構成鮮明對照，嚴重擾亂投資者的信心，買入中國成為不二選擇。

《國際金融報》：確實是。從這幾年國際國內的形勢看，我們與海外的對比也越來越明顯。您覺得是什么在支撐我們選擇“長期主義”的策略？

黃燕銘：“長期主義”是努力，遞進的是能力，國家治理正在不斷迭代。從每一個五年規劃，到每一年的經濟工作重心，盡管主題一以貫之，但在主要目標、量化指標、重大任務、重要政策、主要舉措等方面，是不斷調整、豐富、遞進的，每一個階段的政策都高度匹配當前階段特點，具有適應性與可操作性，在解決一個個階段性核心矛盾的過程中，綜合國力與國家治理不斷升級。如，最新“十五五”建議稿提出“培育發展若干區域性中心城市，更好發揮跨區域聯結型地區支撐帶動作用”，這一做法并非剛剛開始，而是一個跨越數十年、持續投入的戰略性工程，前期看似過高定位、過高投入，后期均被印證具有高度的前瞻規劃性，以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下的西北重點城市為例，國家對這些城市的交通基礎設施、產業園區、對外開放平臺的建設投入是長期持續且適度超前的，原因在于對周邊國家、地區的輻射還有巨大潛力，不難發現，這種“長期主義”投入，已經取得顯著成果，從2005年到2024年，西部12省市在全國GDP中的占比提升4.1個百分點，相當于當前上海在全國的占比，確保了國家發展格局的均衡性與韌性，是國家治理能力的表現。

通過五年規劃的制定與推進，提前預判了世界格局變化

《國際金融報》：您這么一解釋，確實很清晰了。“長期主義”考驗的是穩定性，是持續不斷的穩步推進，這背后確實體現的是國家治理能力。您能不能更具體地作出解釋，我們是如何具備這樣的治理能力的？

黃燕銘：“長期主義”經濟學的實現，最終依賴于全社會、一代代人的共同行動，正是由于中國政治經濟學解決了“如何動員全社會”的問題，才使得國家戰略意圖轉化為企業主體、所有勞動者的實際行動，形成合力向目標邁進。這種社會協同不僅是經濟學意義上的，也是文化意義上的，如在本次“十五五”建議中提到“充分調動全社會投身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同時在社會主義文化的段落中要求“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文化建設，發揮文化養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涵養全民族昂揚奮發的精神氣質”，這種自信昂揚的民族風貌是社會協同的基石。

中國對“全球化”退潮的預判與共識構建就是最好的案例。不難發現，中國對于全球化進程可能出現波折甚至倒退的研判并非始于2018年開啟的中美貿易摩擦，而是早在“十二五”規劃（2011—2015）就已初現端倪，當時規劃明確提出“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抬頭，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更趨復雜”，“十三五”規劃（2016—2020）進一步明確指出“局部地區地緣博弈更加激烈，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交織，國際關系復雜程度前所未有”，并正式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主線，對“量”的追求淡化，對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追求提升，這一導向在未來幾年中，持續通過國企改革、地方實踐，以及官方論述、媒體宣傳，傳導到社會方方面面。

到了“十四五”規劃（2021—2025），逆全球化已經成為現實，因此“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對世界和平與發展構成威脅”在“十四五”建議稿中的提出變得順理成章。當前企業普遍考慮供應鏈的韌性和安全性，將關稅變動作為“出海”的重要考量。這一過程清晰表明，中國通過五年規劃的制定與推進，提前預判了世界格局變化并早作應對，通過持續的政策傳導以及現實沖擊，最終將“做好自己的事”“內循環”從頂層研判，轉化為全社會的共同認知和一致行動，使中國在面對外部沖擊時能展現出更強的定力和韌性。2025年全球超預期風波不斷，此時此刻正是中國式“長期主義”彰顯其價值的時機。

“長期主義”是“中國奇跡”得以持續的根本所在

《國際金融報》：其實這些年，“中國奇跡”一直是海外熱議的話題。從“長期主義”的角度，您對這一現象怎么看？

黃燕銘：“長期主義”克服了海外發達國家選舉政治下的短視與周期波動，在時間長河中步步為營，完成需要數代人努力才能實現的宏偉事業，這是“中國奇跡”得以持續的根本所在。

國家治理能力不完全取決于資源稟賦或當下的生產效率水平，更關鍵在于能否保障政策連續性，同時凝聚最大共識，不斷實現目標。在過去幾十年中，中國共產黨通過五年規劃所展現的，不僅僅是一種治國理政的工具，更是“長期主義”發展觀的體現，將領導人的遠見、國家的規劃能力、市場的內生活力、人民的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整合進入一個能力迭代、目標延續的框架之中。在這個全球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中國宏觀政策的確定性是一條突出的比較優勢，這正在成為更多全球投資者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