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人格通常被歸屬于精神疾病。在世界衛生組織制定的《疾病和有關健康問題的國際統計分類》（ICD-10，1994）中稱為“多重人格障礙”，在中國的《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CCMD-3，2001）中稱為“癔癥性身份識別障礙”。也就是說，這種疾病已經獲得精神醫學領域主流的認可。

伊恩·哈金（Ian Hacking）的《重寫靈魂：多重人格與記憶科學》一書，原是為深入探討多重人格及相關問題而作，但是這本標題平和的書中，最引人注目的卻是因多重人格癥狀及其治療，而引發的關于回憶的客觀性問題。哈金書中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和陳述，雖然從敘事技巧來看稍感晦澀和散亂，但書中介紹的情況和相關討論，確實非常富有啟發意義。

《重寫靈魂：多重人格與記憶科學》，[加拿大]伊恩·哈金 著，鄒 翔 等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25年出版

多重人格真有其事嗎？

伊恩·哈金擁有許多學術頭銜，被譽為“現代科學思想巨擘”，他是加拿大皇家學會和英國國家學術院的成員，還得過各種榮譽和獎項。以這樣權威的身份來談論多重人格問題，他的意見——即使和主流看法有所不同——自然是值得重視的。

本書正文第一章的標題就是“它是真的嗎”，一上來就展示了質疑的姿態：“多重人格已經成了精神病學里最具爭議的診斷。我們作為旁觀者，只能非常無助地再次追問：它是真的嗎？”這不僅是因為對這種疾病真實性的質疑長期存在，而且我們從后面的討論可以看到，這種質疑從本質上來說是不可能徹底消除的。

哈金不無深意而又直截了當地指出了多重人格診斷與女權主義之間的關系：“當大家把致病成因與虐待兒童聯系在一起時，多重人格便會激起人們對家庭、父權制和暴力的強烈反對。很多多重人格的治療專家同時也是女權主義者。”

哈金之所以建立上面這樣的聯系，是因為“現在被診斷出多重人格的患者，十有八九是女性”（哈金并不贊成這個結論），而病因則通常被歸結到“童年陰影”。所以這些女權主義治療專家“堅信患者的痛苦源于家庭，源于被忽視，源于殘暴的行為，源于公然受到性侵，源于男性的冷漠，源于這個傾向于支持男性的社會體系帶來的壓抑感”。

在這樣的學說中，多重人格是童年陰影引起的，而治愈的路徑就必然通過患者對童年遭遇的回憶。在一些描寫多重人格故事的影視作品中，經常可以看到治療專家對陷入痛苦回憶的患者大聲鼓勵（逼迫）道：“說出來！”那么這些童年回憶如何才能夠被喚起呢？常見的方法是對患者進行催眠。但是催眠術又是一個充滿爭議的理論深淵，關于它自身的真實性、有效性、對病人使用它的合法性……都有爭議。哈金沒打算在書中深入討論催眠術問題，但他在提到催眠術時，似乎也不無微詞。

回憶的真實性問題

在絕大部分情況下，患者的“童年陰影”只能依靠患者自身的回憶。這樣我們就必須進入哈金此書所引發的最有價值的問題了。

世界上的回憶可以被分成兩種——能夠證實（證偽）的，和無法證實（證偽）的。前一種比如你多年前曾從某小學畢業，這可以用你的畢業證和當年班主任的證詞來證實，或者前天你駕車闖了紅燈，這在如今可以通過調取錄像來證實。后一種在現實生活中其實也很常見，比如我們都很熟悉的“口述史”，其中有許多細節，如果口述者記憶錯誤，或有意虛飾，都是無法證實或證偽的。又比如傷病垂危的人獲救后陳述的“瀕死體驗”，也是很多研究者非常感興趣的，這種陳述也是不可能獲得證實或證偽的。

在現實生活中，遇到后一種回憶的陳述，人們往往只能根據陳述者的人品來判斷（想想“她不可能說謊”“我用人格擔保”之類的話吧）。非常不幸的是，多重人格患者的童年回憶，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難以證實或證偽的。

哈金在書中分析了兩個重要概念：“記憶科學”和“記憶政治”，為它們各耗費了一章的篇幅。

“記憶科學”發端于19世紀后半葉，簡單來說，就是關于記憶的技巧和對記憶活動本身的研究，它可以更多地和處理能夠證實的回憶對應。但在早期也不乏今天看來相當荒謬的言論，比如1879年巴黎生物協會舉辦的講座中，一位醫生對聽眾說：“比之高等種族的人，現代劣等種族的人有更好的記憶力。”這在今天看來幾乎就是赤裸裸的種族主義了。

至于“記憶政治”（memoro-politics，哈金說這是仿照福柯的理論造出來的詞），就不出所料地可以對應那些無法證實的回憶了。有“政治”自然就有正確與不正確之分，那些無法證實的回憶，就可以因為“政治正確”而獲得認可了。例如一些相關機構認為，“記憶，尤其是治療師引導出的記憶，值得人們相信。”

那些無中生有的記憶

哈金所說的“記憶政治”會產生怎樣的后果呢？因為“童年陰影”被認為是多重人格的公認病因，所以常見的一種后果是這樣的：“這些患者現在是成年人，父母業已年邁，他們（患者）恢復的記憶都關乎幼時的虐待和亂倫。他們的父母一再否認，說這些記憶中的事情都是子虛烏有、毫無可能、沒有道理的。世上有許多這樣的家庭，它們的不幸幾乎完全相同。”而之所以會成批地出現這種故事，哈金委婉而又痛心疾首地表示“是因為人們學會了一套新的表達方式，擁有了一種新的感情模式”。有人甚至認為，捍衛這些記憶的患者和醫生已經發展出了他們的“邪教”。

這種無法證實或證偽的關于“童年陰影”的“回憶”，逐漸成為時髦，就出現了這樣令人困惑的現象：“女性當事人在童年時還沒有這些描述，但當她們回看童年時，有些事情卻符合現在的描述。”后來甚至出現了一個“虛假記憶綜合癥基金會”（FMSF），成立于1992年，致力于為受到指控的父母提供司法援助，“并揭露各種不負責任的精神病治療方法中的潛在危險”。所謂“虛假記憶綜合癥”，通常是指“一個人對過去從未發生的事件產生了記憶”。

多重人格的治療經常和催眠術聯系在一起，而這些患者恰好是更容易被催眠的人群。以至于有人懷疑多重人格和催眠治療究竟孰為因？孰為果？會不會是那些采用催眠或者相關療法的治療專家有意無意地“催生了復雜的人格結構”？還有人懷疑“多重人格是對女性進行暗示的結果”，甚至有人認為多重人格患者之所以絕大部分為女性，是因為她們和臨床醫生之間“有一個秘密的聯盟”（這幾乎就是上面“邪教”的另一種說法）。

至于本書為什么取名《重寫靈魂》，那是因為靈魂和回憶/記憶是密不可分的——用我更喜歡的大白話來說，人類其實就是用關于自身的歷史陳述（也就是回憶/記憶）來回答“我是誰”這個問題的，而這個問題從文學、哲學、歷史學來看，都是“靈魂拷問”。照此推論，如果陳述了哈金所揭露的“虛假記憶”，是不是意味著靈魂的墮落呢？

圖源：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