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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聞記者 歐陽宏宇

“人工智能（AI）是創造性破壞，既有創造性也有破壞性。”11月1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原副院長蔡昉在杭州舉行的太湖世界文化論壇·錢塘對話上表示，當生產率提高與勞動力替代同時發生，勞動力轉崗到低生產率部門，生產率差距擴大，整體也受到抑制。故推動AI研發應用的產業政策，需要強化促進均衡、消除技術鴻溝手段。

AI技術方向終究靠需求引導。在蔡昉看來，中國AI發展優勢在于超大規模市場和廣闊應用場景，故需對標中國需求。他認為，中國最大的優勢是人工智能的應用。“應用中人工智能的雙刃劍性質就會充分顯示，既可以在技術環節、開發環節去對齊看齊，也可以在全過程中對涉及所有的當事人來進行對標，這個可能決定了人工智能的發展方向。”

談及可以從哪些方面進行對標，蔡昉給出了幾方面建議，一方面用生產率的提高打破供給側的增長制約；另一方面，需求側越來越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制約，可以通過人工智能來解決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問題。

在分享中，蔡昉提到了“索洛悖論”，即在統計里往往看不到技術帶來的生產率提高。在蔡昉眼里，這是由于在應用技術上，每個企業之間、部門之間、地區之間、國家之間是不平衡的，使用了新技術提高了生產率后，但同時也把勞動力排斥出去了，而勞動力的去處只有進入到生產率不高而且沒有趕上新技術浪潮的企業、部門和地區。“這樣就等于說，生產率高的有，生活率低的就更低了，馬太效應就顯現出來了，總體勞動生產率就沒有像預期提高那么快。”

對此，蔡昉建議，對標是必須要讓人工智能服務于提高生產率，使勞動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成為經濟增長的新驅動力的一個重要保障，比如以制度建設平衡破壞性與創造性。“借AI強大能力建立普惠性社保體系，創造新崗位，提高就業質量，以再分配縮小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