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上午9時，楊振寧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殯儀館大禮堂舉行。

楊振寧一生都在追尋對稱性，雖然他正是因為發現了對稱性的破缺而被授予諾貝爾物理學獎。那年他35歲。

2025年10月18日12時00分，楊振寧因病在北京逝世。17天前，他剛過完103歲生日。他的好友、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朱邦芬對《中國新聞周刊》說，2019年年底，楊振寧曾因摔倒而住院，2023年后，其健康狀況進一步下滑。今年9月下旬，醫院已下了病危通知。

楊振寧的“關門弟子”翟薈回憶，10月18日中午，當他趕到醫院后，楊振寧“安詳平靜地離開了，一如往日的從容”。

楊振寧是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理論物理學家之一。物理圈之外，少有人知的是，他因諾獎而知名的宇稱不守恒并不是其最有分量的成就。他在1954年提出的楊-米爾斯理論，深刻地重塑了20世紀下半葉物理學和現代幾何學的發展。“可以排在牛頓、麥克斯韋、愛因斯坦的工作之列。必將對未來幾代人產生類似的影響。”這是1994年美國科學成就鮑爾獎給他的頒獎詞。

楊振寧足夠長壽，他的同代人——那些劃過20世紀物理星空的絢爛人物，大多已去世，楊振寧幾乎是最后的見證者，與他一起落幕的，還有現代物理的黃金年代。

楊振寧 攝影/張沫

尋找“統一”

楊振寧生來是個“左撇子”。上帝也是嗎？

物理學家泡利并不相信。1957年1月17日，他激動地在一封后來廣為流傳的信中寫道：“我要下一筆很大的賭注：實驗一定會得出對稱的結果。”他指的實驗，是為了驗證楊振寧與李政道1956年6月發表的論文《對弱相互作用中宇稱守恒的質疑》。

后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楊和李是對的，二人還以“前無古人的速度”獲得了諾獎，這一紀錄至今未被打破。宇稱不守恒的結果之所以石破天驚，在于它破壞了自然界最優美的法則——對稱定律。

當地時間1957年12月11日，瑞典斯德哥爾摩，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在音樂廳舉行。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道（左）和楊振寧（中）在領獎后，瑞典國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右）向他們鼓掌致意。 圖/視覺中國

所以，為什么是楊振寧？

要弄清楚這一切，先要從他對對稱性的沉迷說起。楊振寧非常強調科學的品味（taste）。他認為，每一個有創造性活動的領域里，一個人的taste，加上他的能力、脾氣和機遇，決定了他的風格，這種風格又決定他的貢獻。“物理學雖然是一種客觀的研究物質世界的學問。然而，物質世界具有結構，一個人對這些結構的某些特點的喜愛與憎厭，正是他形成自己風格的要素。”

楊振寧的taste最早產生自西南聯大時期。1938年，16歲的楊振寧以同等學力考入了戰時在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2萬多名考試者中，他的成績位居全國第二。

楊振寧西南聯合大學準考證。圖/清華大學網站

聯大物理系對楊振寧影響最大的兩位老師是吳大猷和王竹溪。吳是他的學士論文導師。楊振寧后來回憶，1941年秋天，吳大猷讓他去研究《現代物理評論》上的一篇文章，主題是分子光譜學和群論的關系。在數學群論于物理學的美妙應用中，楊振寧開始對對稱性產生興趣，而他的碩士論文導師王竹溪則將他引向統計力學——數學與物理的優雅交匯之處。

1945年11月，楊振寧赴美進入芝加哥大學。他趕上了粒子物理的黃金年代，覺得自己“很幸運”，可以和一個全新的領域共同成長。后來，他描述道：“20世紀物理學真正的輝煌之處，在于對一些源自人類文明之初的重要基本概念——空間、時間、運動、能量以及力——的深入理解。這帶給我們的，是對自然的一種更加優美、更加微妙、更加精準，同時也更加統一的描述。”

楊-米爾斯規范場理論提出前，物理學發生過三次革命：第一次是力學革命；第二次是電磁學革命；第三次就是相對論革命，愛因斯坦把時間、空間和引力都統一起來。

隨著粒子物理的發展，物理學對宇宙與人類本源認知的拼圖已逐步凝練成四塊：引力、電磁力、強相互作用力、弱相互作用力。到楊振寧在芝加哥大學讀博期間，20世紀物理最大的困惑是，如何把四種力統一起來，愛因斯坦想要通過廣義相對論達成這一“終極目標”，但他失敗了。

受“統一”的感召，楊振寧想要尋找一個“普遍的原則來描述不同粒子間的相互作用”。最初，研究并不順利，楊振寧1947年寫給聯大好友黃昆的信中用“幻滅”來形容自己的心情。但楊振寧并不是一個輕易放棄的人。

他曾總結科研成功的三個必要條件：洞察力（Perception），堅持（Persistence）和力量（Power）。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員馬中騏對此深有體會。馬中騏是楊振寧晚年重要的合作者，2009—2011年和楊合作署名發表了5篇論文。2021年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馬中騏說，楊振寧的特點是一旦腦海中有了清晰的要解決的問題，就會想盡各種辦法來達成目標，這條路走不通，就換一條，不停地嘗試，直到走通才會停下。“他經常在算稿郵件中說，雖然計算過程可能還有問題，但結果一定是對的，然后以三個感嘆號作結。”

1947年到1954年，楊振寧又嘗試了3—4次。直到1954年，他在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遇到了同樣年輕的美國物理學家羅伯特·米爾斯，他們得到了一個“非常漂亮的數學結果”。

這就是楊-米爾斯規范場理論——楊振寧在尋找的那個“普遍原則”。它將除引力之外的三種力統一在一個包容性框架下，在其影響下，逐漸發展出對現代物理影響最為深遠的標準模型。

復旦大學物理系特聘教授、美國猶他大學物理天文系榮休杰出教授吳詠時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從20世紀20年代基本粒子時代開啟，到70年代粒子物理標準模型完成，短短不到50年，人類對萬物尺度的認知再次向微觀跨越了10億倍。“這一快速跨越的實現，楊先生的規范場理論功不可沒。”

“一只鳥的貢獻”

在楊振寧看來，所有真正偉大的物理理論都是“造物者的詩篇”。在題為“楊-米爾斯”的詩篇中，只有一句詩：對稱性支配相互作用。

這是楊振寧物理生涯中最重要的論斷，也是他一生思考的凝縮。馬中騏說，堅持背后，楊振寧成功的更重要原因，是他對物理世界本質精準的洞察力。

1984年9月24日，是馬中騏作為訪問學者來到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的第一天，楊振寧當時在這里的理論物理所擔任所長。他向楊振寧匯報訪學計劃，一方面繼續做磁單極理論方向的博士論文題目，另一方面深入研究Levinson定理。“楊先生聽后對我說，磁單極理論當然可以做，但只是跟著別人后面做而已，Levinson定理就不一樣了，它是量子力學中的基本問題。什么是重要的問題？基本的問題就是重要的問題。”

這句話后來成了馬中騏一生的座右銘。不過，什么是“基本問題”，就像武林秘籍的神秘口訣一樣，每個物理學家都有不同的理解。受父親楊武之影響，楊振寧的理解是數學式的。

楊武之是20世紀中國最早一批留美歸來的數學家，1929年到清華大學任數學系教授。楊振寧在《父親和我》一文中回憶：“父親書架上有許多英文和德文的數學書籍，我常常翻看，印象最深的是哈代和賴特《數論》中的一些定理和斯派賽《有限群論》中的許多空間群插圖……1938年到1939年，父親介紹我接觸了近代數學的精神……”四十年后，楊振寧這樣寫道：“我的物理學界同事們大多對數學采取功利主義的態度。也許因受我父親的影響，我贊美數學的優美和力量，它有戰術上的機巧與靈活，又有戰略上的雄才遠慮。”

在楊-米爾斯方程中，楊振寧以極度濃縮的數學語言描繪了對稱性。“奇跡的奇跡，數學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結構。”他說。

楊振寧的物理學家密友弗里曼·戴森將科學家分為兩種類型：鳥與青蛙。鳥在空中翱翔于我們大多數人畢生所面對的瑣碎問題的雨林之上，使用能統一思維的概念；青蛙生活在泥土之下，只能看到附近生長的花朵。戴森認為，楊振寧對物理學的最大貢獻，是“一只鳥的貢獻”。

但鳥不是憑空飛起來的，楊振寧站在兩位前輩的肩膀上。一位是愛因斯坦，另一位是德國數學家、理論物理學家赫爾曼·外爾，他引入了一種特殊的對稱性，但只停留在電磁相互作用上。楊振寧則在此基礎上推廣到更一般的形式。

馬中騏解釋，外爾相當于把麥克斯韋方程“用另外一種語言表達出來”，“論證了一個已有結論”。但很多物理學家捕捉不到這一方法背后隱藏的深刻邏輯，楊振寧卻立刻看到了。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教授翟薈是楊振寧回國后帶的最后一位博士生。他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指出，楊振寧曾對他說，你要是真正懂一個物理理論，就要能對它作出推廣。“一個理論，如果真的能推廣，就要提煉出這個理論中最本質的東西。”

這揭示了楊振寧通向“基本問題”的重要路徑。戴森對楊振寧有一個經典評價：“保守的革命者。”楊后來在接受采訪時說：“我想了想，覺得他是很有道理的：我重視傳統，通常只在必要的情況下，才會去探索新的方向。”

吳詠時認為，西方文化語境下，“保守的革命者”是一個非常高的評價。保守強調的是“不極端”，但要做到不極端是很難的，因為要分辨、選擇性地接受舊東西。

也就是說，當楊振寧像鳥一樣飛過物理學的廣闊天空時，他不只望著遠處的地平線，也會像青蛙一樣認真低頭俯瞰地面的每一個細節。楊振寧實現了二者間的平衡。他的這一特點深受老師恩里科·費米的影響。當楊振寧1949年申請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時，費米對他說，在那里不要超過一年，因為“研究的方向太理論化，容易與實際的物理問題脫離關系”。

楊振寧一直把這句話記在心里。所有去石溪分校拜訪他的學者，都一定對他辦公室里占據了一整面墻的巨大柜子印象深刻。馬中騏說，柜子上是一排排的抽屜，按照年份放著楊振寧研究過的各類問題的資料與算稿。每次有人向他請教，他都能立刻精準鎖定對應的抽屜。“他的記憶力極好，腦子里裝了大量別人的技術與研究方法，供他隨時調取。我后來才理解了他說的力量（power），更是要站在巨人們的肩膀上。”

楊振寧曾用一個數學式子（D+E+F）/3來描述自己的風格，其中D代表狄拉克，E代表愛因斯坦，F代表費米。對于這三位20世紀最重要的理論物理大師的品味，他也有過精確而優美的形容：狄拉克是“性靈出萬象”、愛因斯坦是“深廣”、費米是“穩健有力”。他自認為是各取三人的三分之一。

1955年,物理學家楊振寧與理查德·費曼。圖/視覺中國

從這一角度出發，才能更好地回答最初的問題：為什么是楊振寧？

相信“對稱性支配相互作用”的楊振寧，卻率先提出：弱相互作用中，時空對稱性可能存在破壞。正如他身上保守與革命兼具的特點一樣，他總是能在相互矛盾的概念中找到一條最均衡的道路。

儒家君子

楊振寧坐在臺下。

這是一個星期六的下午，美國，正在舉辦一場關于“高能物理未來”的座談會。快要結束時，主持人突然發現觀眾席上的楊振寧，立刻請他講幾句話。楊振寧緩慢地說，The party is over（盛宴已過）。他說完后，現場沒有人講話。這是1980年。會后，一位中國的年輕人要和他辯論，楊振寧說，我不和你辯，但請記住，我所說的話對你的將來，比對我的將來重要。

直到2016年，楊振寧仍堅持他的這一想法。再度引發爭議的觀點來自他對中國建設大對撞機的公開反對。這是中國的高能物理學家努力了幾十年的宏大計劃：通過粒子之間的高能量碰撞反應，觀測粒子的性質。在希格斯粒子2012年被發現后，新一代大對撞機作為“希格斯工廠”，有望補上標準模型的最后一塊拼圖。

但楊振寧不看好這一方向。他的反對理由從未變過：花上百億元的成本建大對撞機，去押注高能物理一個非常不確定的未來。這件事“性價比太低”。中國的多數高能物理學家并不贊同這一點。

多位接近楊振寧的物理學家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爭論背后的核心矛盾是對物理學發展方向的選擇差異。楊振寧一向的觀點是，做研究就要進入一個“有發展的領域”，他常對年輕人建議，最好選擇“沒有人耕過的菜園子”，然后才可能“挖出不少新東西”。高能物理幾乎所有能影響到整個“拼圖”的重大理論成果，都誕生在1980年前，包括對希格斯粒子的預測。因此，在楊振寧看來，這個“園子”太陳舊了。但這種選擇與其說是“保守”，不如說是務實，這是非常中國式的選擇。

“楊振寧身上有中國傳統儒家文化深深的烙印。”朱邦芬指出，在楊振寧眼中，物理學家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泰勒、費曼、奧本海默等，是天才，但行事咄咄逼人，有時為求成功不擇手段；另一種如費米、周光召與米爾斯，具有君子之風。楊振寧更推崇第二類。

楊振寧曾和人討論，決定一個國家的科學發展“應保守還是激進”，他承認，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但至少應遵循兩個基本原則：第一是國家利益要高于團體利益；第二是要奉行中庸之道，不走極端。

楊振寧有很重的家國情懷，這不僅影響著他的物理選擇，更影響了他后半生的命運。他成長于中國最震蕩的20世紀，終于在1971年第一次回國訪問。他回憶稱，當客機穿越國境線時，他從空中首先看到的，是“離開中國前生活的城市昆明”。

1999年，楊振寧從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正式退休。朱邦芬透露，這時，他就說過多次想要徹底回國。但當時，楊振寧的妻子杜致禮因病需要在美國治療，他不得不為此將回國計劃推后三年，直到2003年底，在夫人去世一個多月后，楊振寧為自己選擇了人生最后一段的終點：清華園，他童年成長的地方。

對楊振寧來說，全職回國后，最重要的已不再是自己做研究，而是為中國培養一批真正能產生國際影響力的基礎學科人才。他參與了國內多所大學研究機構的創辦，其中最重要的，當屬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以下簡稱“高研中心”），后改名為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

1997年6月2日，高研中心正式成立，對標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模式。楊振寧任名譽主任。朱邦芬是中心成立后被引進的第一個教授。他回憶，雖然楊振寧是名譽主任，但中心的幾個基本原則都由他參與討論并最終確定：第一，人員要精干，教授職位都是終身制，每個位置都要精挑細選，研究員和副研究員則都是非固定職位，以始終保持機構學術的活躍；第二，必須提供足夠寬松自由的研究環境，不限定具體研究方向，也沒有經費、論文和項目的壓力；第三，要有最優秀的學生。

為了給高研中心選擇最合適的人才，楊振寧每次都仔細研究候選人的學術資料。“有一次，一個候選人履歷很好看，在美國獲得過重要的科學獎，但楊先生看了他的所有論文后否決了，他說，原來的工作做得很好，但這幾年不夠活躍。”朱邦芬說。翟薈形容，高研院的招人模式不是守株待兔，而是主動出擊。

一位不愿具名的接近中心的物理學者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多年來，高研中心始終能維持“以學術為先”的純粹文化，排除各種外部雜音，一個重要原因是部分實現了運行資金的獨立性，而不是主要從學校或政府拿錢。其中的關鍵來自楊振寧一力促成的基金會。

高研中心成立后，楊振寧立刻開始籌款，他以個人名望和人脈在中國香港和北美分別注冊了基金會，并帶頭捐款了100萬美元。也是在楊振寧的勸說下，很多朋友也都捐了款。此外，他還把自己每年100萬元薪資的部分用于中心。據了解，基金會目前約有1500萬元。“這筆錢至少夠中心再維持幾十年，保證中心人員的薪資待遇基本可以與國際接軌，而且一個老師不參與任何國家項目也可以在這里活下去。”前述學者說。

所有楊振寧身邊的人都評價，他是一個“最正常的天才”。他沒有一些天才常有的脾氣或傲慢，待人接物平等，有君子之風。

讓馬中騏印象最深的一次是2011年春節。為了推進研究，初一一早，楊振寧就發來郵件表示想邀請物理學家吳大峻一起加入合作。但那天白天，馬中騏忙于過春節，沒及時查閱郵件。“直到晚上才打開電腦，發現楊先生就這樣的小事，已和另一位合作者管習文幾次溝通，表示一定要在馬中騏表態后才能向吳大峻發出邀請。在楊先生眼中，每個合作者都是平等的。”

晚年的楊振寧仍有著極強的好奇心與旺盛的生命力。他90多歲時，還經常深夜給翟薈發一些算稿，思路清晰。97歲之前，他經常和妻子翁帆在中國香港和美國四處旅行，探索天地。翁帆回憶，85歲前，楊振寧還喜歡親自開車“上山下鄉”，親友都勸他，可他樂在其中。

楊振寧和翁帆還有一個“楊-翁Studio”。朱邦芬說，楊振寧喜歡用鏡頭記錄生活，夫妻出去旅游，朋友到家里做客，以及生活中遇到任何他覺得值得記錄的事情，他都會自拍自剪，還要自己配樂。有一次，朱邦芬帶兩歲的小孫子去楊振寧家做客，楊振寧看小孩子不聲不響但眼睛總在轉著，于是拿起鏡頭，過幾天，朱邦芬收到一張光盤，里面是楊振寧為他小孫子拍攝的兩分鐘視頻，其中很多特寫鏡頭。“他能觀察到非常細微之處，我小孫子的眼睛總是轉來轉去的神態我平時都沒怎么注意到。”朱邦芬說。

1929年，楊振寧住進清華園時才7歲。他人生的起點在清華的科學館，這棟建于1918年的磚紅色歐式小樓從正門進來，左手第三間，是他父親楊武之曾經的辦公室。現在，這里是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所在地。

楊振寧常說，自己的人生是一個圓。他特別喜歡詩人艾略特的兩句詩： “我的起點，就是我的終點……我的終點，就是我的起點。”楊振寧用一生追求物理學的對稱性之美，他走過了充滿美感的對稱的一生。

發于2025.10.27總第1209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楊振寧：美即對稱

記者：霍思伊 周游

編輯：杜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