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筆高達7.4億美元(約合53億元人民幣)的訴訟和解準備金,使滴滴仍深陷虧損泥潭之中。這筆天價和解費用,源于2021年滴滴赴美IPO后,監管風波留下的歷史遺留問題。
文 | 嘯 天
近日,中國出行巨頭滴滴發布二季度財報。
二季度,滴滴總交易額(GTV)達到1096億元,訂單量高達44.64億單,均實現了同比雙位數增長。經調凈利潤為31億元。另一面,一筆高達7.4億美元(約合53億元人民幣)的訴訟和解準備金,使滴滴仍深陷虧損泥潭之中。這筆天價和解費用,源于2021年滴滴赴美IPO后,監管風波留下的歷史遺留問題。
盡管滴滴已占據國內網約車市場約70%的份額,但其盈利能力卻比較脆弱。基于其商業模式核心的抽成機制與合規難題,在引發司機持續投訴的同時,也考驗著整個平臺的生態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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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的盈利能力
在解讀滴滴的財務狀況時,區分“經調整凈利潤”與“凈利潤”很有必要。前者剔除了一次性、非經營性損益項目,更能反映核心業務的日常盈利能力。2025年第二季度31億元的經調整凈利潤,證明滴滴的網約車業務在理想狀態下是具備盈利潛力的。
計入7.4億美元的訴訟和解準備金后,賬面上的盈利瞬間被抹去,暴露出公司整體財務狀況極易受歷史遺留問題和非經營性開支的沖擊。這種脆弱性并非偶然,而是貫穿最近幾年。
回顧滴滴近些年的財務狀況,其盈利之路可謂一波三折。
2022年可以說是滴滴的“陣痛期”。在監管審查和App下架雙重壓力下,公司全年營收同比降19%至1408億元,凈虧損238億元。這筆巨額虧損中,除了經營層面的挑戰,還包含了一筆超過80億元的監管罰款,這為日后的天價訴訟和解埋下了伏筆。
2023年則被看作是滴滴的“復蘇之年”。隨著出行市場的回暖和App重新上架,滴滴出行業務強勁反彈,全年營收同比增長36.6%達1924億元,并歷史實現5.35億元的年度凈利潤。這次扭虧為盈,盡管數額不大,但對市場信心而言,無疑起到了明顯的提振。
2024年和2025年,滴滴運營效率持續改善。2024年,公司營收首次突破2000億元,全年經調整EBITA(息稅攤銷前盈利)由負轉正達43.27億元。2025年一季度延續了這一趨勢,經調整凈利潤29億元。
一系列數據顯示,滴滴的核心業務在逐步走向穩定盈利的軌道。但作為擁有絕對市場優勢的行業領導者,滴滴的盈利之路卻顯得非常艱難且充滿不確定性。
「數智研究社」發現,這與訂單量增長與交易額增長之間存在的“剪刀差”有關。以2025年一季度為例,滴滴中國出行業務的訂單量同比增長10.3%,但同期GTV僅增長了9.3%。這1個百分點的差距看似微小,卻指向一個事實:平均客單價正在下滑。
這種下滑并非源于消費者出行距離變短,而是市場充分競爭的結果。為應對高德地圖、T3出行等聚合平臺和競對的蠶食,滴滴不得不依賴“特惠快車”等低價產品和各類補貼來穩固市場份額。
這種“以價換量”的策略,雖保住了用戶規模和訂單量,卻也直接侵蝕了每筆訂單的利潤空間。換句話說,滴滴的市場主導地位,并未完全轉化為強大的定價權。
維持市場主導地位本身成本也很高昂。作為一個連接數億用戶和數千萬司機的平臺,滴滴運營成本巨大。這不僅包括技術研發、服務器維護、安全保障體系建設等硬性支出,還涵蓋了為維持生態活躍度而持續投入的乘客補貼和司機激勵。
2025年一季度,滴滴銷售及營銷費用達26億元。這些投入并非完全用于拓新,其很大一部分是防止用戶和司機流向其他平臺的“防御性投入”。
如此一來,滴滴必須持續投入巨額資金來維護其市場“護城河”,而這些投入又不斷地擠壓著本就微薄的利潤空間,使其盈利能力始終在盈虧平衡線附近徘徊。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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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億美元和解金背后
2025年第二季度財報中的7.4億美元準備金,是滴滴為三年前那場倉促的美國上市之旅買的單。這筆和解不僅是一次性的財務支出,更是對公司發展史上一次重大戰略誤判的代價。
回溯2021年6月30日,在沒有舉行敲鐘儀式的情況下,滴滴以“DIDI”為代碼在紐交所低調上市,以每股14美元/股的發行價募集超過44億美元資金,上市初期市值一度超過675億美元。
上市僅兩天后,國家網信辦宣布對滴滴啟動網絡安全審查,要求其停止新用戶注冊。幾天后,滴滴旗下20多款App被責令從應用商店下架。消息一出,滴滴股價應聲暴跌,投資者財富大幅縮水。
2022年6月10日,滴滴正式從紐交所退市,市值較巔峰時期蒸發超過九成,結束了其短暫的上市之旅。2022年7月,審查塵埃落定,監管機構因滴滴在數據安全方面的違法違規行為,對其處以80.26億元的巨額罰款。
事后,投資者發起集體訴訟,聲稱滴滴在上市前已經收到了監管機構關于數據安全問題的警告,并被要求推遲IPO,但公司在招股書中對這些重大風險進行了隱瞞或輕描淡寫的披露。
當下看,滴滴這場短暫的美國上市之旅的代價非常巨大,除了影響股價、帶來巨額罰款外,還對公司的品牌聲譽、業務發展以及與監管和資本市場的關系產生了深遠影響。7.4億美元的和解,可以說是一次戰略性的“斷腕求生”。
從財務角度看,這筆支出無疑是巨大的,它直接導致了公司季度性虧損。但從戰略層面分析,通過支付和解金,滴滴將一個未知的、可能曠日持久的法律風險,轉化成了一個已知的、一次性的財務成本。
同時,這也是滴滴清理歷史包袱、重塑市場信心的關鍵一步。此前,滴滴出行傳出將赴港上市相關的消息。對于有重新上市需求的滴滴來說,解決懸而未決的訴訟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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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規、抽成和投訴
關于“抽成”的持續爭議,是滴滴出行商業模式中一個長期存在且難以根治的問題。
在司機抽成問題上,平臺與司機之間存在著一道無法彌合的認知鴻溝。滴滴在2021年公布的數據顯示,2020年平臺20.9%的“抽成”中,有10.9%用于乘客補貼,6.9%是企業經營成本,最終歸屬于網約車業務的凈利潤僅為3.1%。滴滴認為,這種抽成結構是維持供需平衡、激勵司機在高峰期出車所必需的“二次分配”機制。
但在廣大一線司機卻并不這么認為,大量媒體調查和司機賬單顯示,實際抽成比例遠高于平臺公布的平均值,普遍在20%至29%之間浮動。尤其是在滴滴為應對市場競爭而推廣的“特惠快車”訂單中,抽成比例常常高達27%至29%。“特惠快車”的訂單金額本身就打了折扣,高比例的抽成使得司機單均收入再次被壓縮。
乘客使用的優惠券成本,很多情況下也由司機承擔,這進一步削減了司機實際所得。這種計價規則的不透明和實際抽成的高企,讓許多司機感覺并不掙錢。
司機和平臺的矛盾,自然招致監管部門關注。交通運輸主管部門多次約談網約車平臺,要求其公開抽成比例,保障司機合法權益。面對壓力,滴滴不斷調整。8月22日,滴滴宣布將每筆訂單的最高抽成上限降至27%。
只是,抽成的調整在許多司機看來,仍未能根本解決計價規則不透明、收入不穩定等核心問題。
作為一個平臺,滴滴要在乘客、司機和平臺三方的利益之間找到平衡。為了吸引和留住乘客,平臺要提供有競爭力的價格;為了實現盈利,平臺需要從交易中獲取收入;而司機的收入水平,則直接決定了運力的穩定性和服務質量。當市場競爭加劇時,平臺往往會選擇通過壓低價格和維持較高抽成來保住市場份額和收入,這種壓力最終轉到了司機身上。
深層次來看,這可以說是一種系統性風險。若平臺無法保障司機獲得合理且穩定的收入,長此以往勢必導致運力流失,服務質量隨之下降,最終影響乘客出行體驗,形成惡性循環。
在黑貓投訴平臺上,關于滴滴的投訴量常年居高不下,檢索“滴滴”二字顯示投訴數量超過26萬條,其中大量內容都與計價、抽成和費用問題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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