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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對中國示好,背后全是心機。
近日,英偉達CEO黃仁勛高調亮相第三屆鏈博會,面對鏡頭與話筒,他脫下皮衣、換上唐裝,不僅帶來了H20出口解禁和針對中國RTX Pro顯卡的重磅消息,更以一副“產業老朋友”的姿態,開啟了“夸夸模式”,幾乎整個中國科技圈的半壁江山,都被他點名夸了個遍:騰訊、阿里、百度、小米、華為、網易、米哈游、字節跳動、DeepSeek……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被黃仁勛夸贊的中國企業中,只有一家被他定義為“對手”,這家公司就是——華為。
日前,黃仁勛在采訪中提及華為時表示:“(華為)這家公司依然極具競爭力,他們是我們的競爭對手,但仍然可以欽佩和尊重競爭對手,并與他們保持良好的關系,對手不是敵人。世界很大,我希望未來我們能繼續競爭很多年,但我對他們的感情是欽佩、尊重,并且充滿競爭意識。”并指出:中國的AI市場,無論有沒有英偉達都會進步,如果英偉達不在這里,華為也一定能找到自己的解決方案。
言語間,黃仁勛其實道出了一個真實的判斷:在他眼中,騰訊和阿里們是客戶,華為,才是足以在底層技術路徑上與英偉達并駕齊驅的對抗性存在。而這種對抗,才剛剛開始。
而黃仁勛面對華為這一“競爭對手”,上來就甩出來“H20出口解禁”這一顆“重磅炸彈”。
英偉達H20:一顆為中國“定制”的AI芯片
H20的解禁,在時間點上顯得十分“微妙”。
自2022年開始,美國多次出臺針對先進計算和半導體制造的出口管制政策,尤其聚焦GPU等AI核心硬件。早在2022年10月限制英偉達 A100、H100 等高端芯片對華出口,并在隨后兩年不斷擴大范圍。將AI服務器、數據中心相關設備納入管控。美國不僅限制終端芯片,還針對芯片設計、制造環節實施“穿透式”打擊。
2023年底,為了應對美國政府對高性能AI芯片的出口限制,英偉達設計了特供中國市場的H20芯片——以犧牲約41%的GPU核心、削弱算力到H100的15%-30%為代價,規避管制紅線。H20的存在,本身就是中美科技戰背景下的一個技術與政策之間妥協的產物。
但2024年4月,這款特供芯片卻突然被美國再度叫停,理由是“可能被用于超算”,而就在兩個月后的2024年6月,這一禁令又迅速被解除。這種來回反復的政策背后,并不是華盛頓的技術妥協,而是硅谷的現實焦慮。
H20禁令引發的連鎖反應是驚人的:英偉達損失了高達46億美元的已確認收入,以及25億美元的未交付訂單,短短幾天內,公司市值蒸發近2000億美元。一度成為全球市值最高科技公司的英偉達,也不得不重新審視中國市場的重要性。
失去中國市場,英偉達“自損八千”
美國的芯片管制,不僅沒能對中國的半導體產業實現“傷敵一萬”的效果,同時對于本土企業卻是“自損八千”。
目前,全球約50%的AI研究在中國,尤其在開源AI模型上貢獻顯著,同時中國市場貢獻了英偉達將近30%的收入,失去該市場對其影響重大。
英偉達2026財年第一季度財報(截至2025年4月27日)顯示,即便在出口受限的情況下,公司仍實現了441億美元營收,同比增長69%,凈利潤高達187.75億美元,其中Blackwell 芯片的快速部署成為關鍵驅動力。但如果去掉H20芯片積壓庫存所產生的45億美元費用,英偉達的實際凈利潤將是232.75億美元——換句話說,華盛頓對華封鎖,已經反噬到了英偉達的利潤報表上。
在這樣的背景下,H20芯片被重新“解禁”,更像是英偉達在清庫存、穩市場、壓對手的多重操作。
這不僅是對過去損失的補償,也是一次典型的“戰略傾銷”:在英偉達全面轉向交付新一代Blackwell架構芯片的大背景下,以次于H100的價格、次于H100的性能,把H20“庫存”算力重新注入中國市場,看似“回歸”,實則是提前筑好競爭防線。
“算力博弈”背后的國產替代邏輯
但問題在于,中國接受這顆“降級炸彈”的代價,是否值得?
如果說2022年-2024年的出口管制曾短期內打亂了中國AI行業的節奏,那么這段被迫“斷供”的窗口期,也成為國產算力迅速迭代、自我校準的起點。華為昇騰910B芯片的推進速度就是典型一例。
昇騰910B不僅在能效比、集成度、系統生態上取得了突破,也在國產化程度上走得更遠。尤其是在政府與大模型企業合作推動“自主算力聯盟”的背景下,這類芯片不再是單純替代,而成為國產AI芯片生態的內生支柱。
即便是技術性能上,昇騰910B在單卡推理、能耗比方面已接近H20,雖然在多卡集群協同效率方面仍有差距,但在政策與資金的傾斜配合下,這種差距正在被逐漸縮小。更關鍵的是,在大模型訓練逐步轉向“多模型協同”“邊緣算力訓練”的趨勢下,性能冗余與集中式算力已不是唯一標準,自主可控與生態適配反而成為優先級更高的戰略目標。
黃仁勛選擇此時“重投”H20的同時,也是在試圖壓制這股本土算力的上升氣流。表面上是緩解出口限制,實則是提前“卡住”中國產業鏈向上延伸的空間。這場游戲,從來不是技術差距的博弈,而是生態空間的博弈。
但較量還未結束
在黃仁勛口中,華為并非“值得合作的客戶”,而是必須“值得欽佩的對手”。這句話里,其實藏著英偉達作為產業巨頭的“風險排序”邏輯:誰在消費我的產品,我就給誰好臉;誰可能替代我的地位,我就給予警惕而非信任。
而這種判斷,背后是黃仁勛對全球技術秩序重塑的深度焦慮。2025年,中國AI專利申請量將占到全球的40%,在開源大模型、產業級AI應用、芯片IP設計等關鍵領域的突破正逐步脫離美系依賴。與此同時,中國也在通過“一帶一路”技術標準聯盟、全球AI人才互認機制等外交通道,推進“去硅谷中心化”的全球布局。
而這些戰略路徑,恰恰是過去英偉達所主導的全球AI產業秩序中最穩定、最不可撼動的部分。一旦中國不再依賴美國GPU算力,不再依賴美國主導的大模型框架與開源社區,那么“對手”這個詞,對于英偉達來說,就不再只是企業層面的競爭對手,而是系統性格局的挑戰者。
黃仁勛的夸獎,不代表友好;對華為的“欽佩”,也不是單純贊譽。技術競爭的下一幕,不在臺前的贊美詞句里,而在臺下對供應鏈控制權的較量中。
未來的中國AI產業,需要的不僅是能否使用H20,而是有沒有一個可以不再依賴H20的技術路徑。而對英偉達來說,這才是真正值得擔心的“對手”。
合作與競爭并非對立,但在全球產業鏈正發生深刻重組的當下,一個CEO的語言選擇,往往透露出其對未來產業格局的深度判斷。黃仁勛早已給出他的答案。
而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給出我們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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