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頤武

9月19日，全球知名的攝影家斯蒂芬·肖爾在中央美院作講座，一些聽眾在講座過程中看手機，最后肖爾中斷演講離開現場。后來，主辦方對此事作出回應，一方面提到在講座的現場應該有更明確的禮儀規范，另一方面也解釋了相當多的聽眾是在用手機做筆記，希望和攝影家溝通說明。當肖爾聽說實際情況之后，稱自己的心情有了一些寬慰。

這件事引發的熱議觸及了幾乎成為現代生活“必需品”的智能手機在一些場合是否存在使用限度的問題，其實也涉及一般的公共禮儀和規范。這事情看起來并不大，但它其實既是日常生活中經常遇到的，也通常是沒有清晰邊界的。一方面，無論是在課堂還是講座，抑或會議現場，對于主講人來說，聽眾們長時間低頭看手機，難免會產生是否在認真聽講的懷疑，進而產生不受尊重的不良感受。有時候，聽者臺下用手機瀏覽其他內容作消遣，甚至是玩游戲的狀況是現實存在的。另一方面，得益于智能手機的豐富功能和便捷性，很多時候也確實會有人使用手機做筆記、錄音、即時查詢講座話題的相關資料。在許多場合，也有習慣用手機將現場的PPT等內容拍攝下來的人。這些狀況也都是現實存在的。所以，這樣的復雜情況一直是手機使用在講座、課堂等類似場合會遇到的矛盾狀況。

如今，手機已經不再僅僅是一件通信工具，而且是高度綜合性的個人終端。不僅整合了各種溝通和信息交流功能，也能夠處理我們日常生活的各種事務。手機深度地介入了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是我們和外部世界連接的關鍵。如在講座、會議這樣的場合，帶著一部手機，我們原來使用的紙本和筆、電腦或平板都不再需要，確實帶來了巨大的便利。同時，有些人變成了“低頭族”，無論對講座本身還是對主講人，都缺少了最起碼的尊重。在一些需要聆聽、思考和專注的場合如何把握好使用手機的限度，其實是手機普及之后的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

過去，手機功能局限于通信，人們對于手機的用途也相當明確，在講座等場合使用手機往往被公認為在處理其他事務。隨著手機整合了越來越多的功能，用手機做筆記確實比一般手寫或用筆記本電腦等更為便捷，而手機當下性能的強大也為隨時服務于記錄講座等的內容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同時還可以查閱和講座或講課相關的一些網上內容，更好地了解講座內容，如對一些不熟悉的人名地名，演講者可能并沒有詳盡說明，用手機在網上即時查證或取得參照往往也是相當方便于聽者的。當然，對于像演出或電影放映等場合，嚴格規定不得使用手機是理所當然的，公眾這方面也有充分的共識。同樣，對于一些特殊情況，比如重要的會議、講座，需要討論和思考的課堂、與人面對面的交流等場合，過于頻繁的手機使用會對參與的雙方產生不好影響，這不僅是尊重的問題，更會影響到會議、講座和課堂的質量。這次的事件就凸顯了這種矛盾性，也凸顯了社會確實需要明確“適度”使用手機的規范和禮儀。

這種使用手機的禮儀，既需要事先明確規范，也需要一般公眾的自覺。在一些重要場合，當然應該事先明確不應在場內使用手機或對手機聲音、燈光等作出限制規定。如果出現違反的狀況，主辦方有責任加以制止。提前對參與者作出明確的要求，讓特定場合明確的事先規約，成為活動參與方的共同遵循。明確清晰的規范往往能夠自然而然地化解問題。而在并沒有或并不需要事先規范的場合，人們也應當注意使用手機的禮儀，盡量避免在一些較為正式的場合，長時間地瀏覽手機，自覺地控制使用手機處理不相干事務的頻率。這應該是一種出于人與人之間基本尊重的行為，也是一種必要的自我規范。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在手機使用上其實也是如此。（作者是北京大學教授）▲